声明：我虽然是汉字拼音化改革坚决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但我坚决、彻底地反对和抵制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上改头换面的一切所谓的拼音文字方案。如果绝大部分支持汉字更新换代成拼音文字的支持者、改革者所要达到的理想和目标是这种形式的弱智、低级的猜想文字，那么我宁愿现有的汉语、汉字再为我们服务一万年。近一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三个方案：‘北拉’、‘国罗’、‘汉语拼音’直接间接地把文改的方向引入了一个最大的误区。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以千计拼音文字方案无一例外地都在汉字的字音上兜圈子，几乎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窠臼。‘北拉’、‘国罗’是以新、老国音为语音标准，‘汉语拼音’以普通话为语音标准，在语音上完全地迁就当时的一两代人，完全地阉割了汉字固有的表意功能。舍表意而完全地追逐拼音文字纯表音的功能，舍本逐末，肤浅之至。一两代人的语音习惯和千秋万代的子孙后代极容易掌握文字的伟大目标比起来，孰轻孰重？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现在的人们不会自私自利到只要我们这一两代人可以省事省力，就完全不为我们的子孙万代着想的地步吧。在关系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伟大而古老的汉语言文字革故鼎新的这件天大的事上要有雄视古今、俯仰百代、高瞻远瞩的宏大魄力和视野。汉语得以长存几千年的谜底就是她语意这最重要部分独有的恒久不衰的魅力。我强烈地呼吁广大的汉语拼音化改革的实践者、支持者们，不要在这条根本走不通的死路上走下去了，应该完全、彻底地换个思路来考虑文改的大方向。
人类的所有的语言都由四大部分构成：语意、语音、语言的形式、语法，具体到汉字来说也就是：字义、字音、字形及缀字成篇的规则。汉字四要素中的最本质、最重要、最基础的灵魂部分就是字义。字音、字形及缀字成篇的规则都是传达字意的外壳或工具，它们和字义关系犹如交通工具和其负载的载荷一般，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做到对汉字进行文字制度上的彻底的变革，让汉字的字义部分及其他的三部分形成一整套很完美的文字系统以便更好、更有效率、更轻易，更准确地让人们掌握。汉语入门很难，对外国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但深造起来远比自然的所有的拼音文字容易得多。英、法、西等拼音文字入门要比汉语容易得多，但深造起来很难。但大多数的人使用文字的要求是不高的，只用于一般的日常的交流沟通，著书立说的这部分对文字使用要求很高的人群毕竟是很少数。入门较易的文字容易普及，入门很难即使深造起来很容易的文字则比较难以普及。中国文盲众多除了和教育资源、条件有关以外，文字使用的门槛过高也是不容否认的一大障碍。语言与文字的根本的灵魂部分就是语意、字义，文字形式、字音、语法都是从属于语意、字义的附属部分，只要能达到更好地为语意服务的目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的其他三大部分都可以进行彻头彻尾、脱胎换骨的大变革。汉字的问题远不止字形表音功能差这一大顽疾，这只是汉字众多痼疾中的一种，甚至远不是症状最严重的一种，汉字袪病化难的根本化解之道只能由文字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来解决。文字形式、字音都只是为语意服务的躯壳，不要把文字形式和文字等同起来，照一般人的那种逻辑推理方式，那人类的文字已基本上被英语一统，法、德、西、意等几十个国家的母语该都是英文了，那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结比较深的国民那还不活活气死。革新后的新文字还是百分之百的汉字，语言还是很纯正的汉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汉字改革事业之所以无突破性进展就是因为所有的文字改革方案都坚持在新、老国音或普通话语音基础上革新汉字。汉字创新问题的突破口就是在保留字义还是字音之间做出取舍。保留字音的话，掌握新文字字音的门槛还是很高的，这个入门的门槛就是要准确地掌握普通话语音。汉字创新如不在保留现有字音基础上来进行，那么汉字改革的所有大难题都可迎刃而解，所有不可逾越的大难关都将不复存在，汉字改革事业将步入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的崭新的广阔天地。汉字创新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千秋伟业，文字是人民大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将汉字更新换代完美的易学易用的新文字就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最广大的民众使用文字的门槛以及适应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要求，是不由任何人、群体甚至国家的意志所左右的。在本世纪初，汉字拼音化改革运动必风起云涌，成蔚为大观的燎原之势，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有决心将汉字更新换代陈完美的新拼音汉字，并使之成为人类中所有文字中最完美最易学易用的新文字。
将汉字改革成易学、易用、易读、易书的拼音化新文字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文字改革运动进行到今天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的目标和理想还远未实现。让我们来看看我国汉语拼音化改革运动的历史和我国的知识精英、文化英雄、领袖伟人有关文字改革的言论，当然其中也有些极其过激、属于糟粕的言辞。
中国人自己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起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首创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把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公诸于世，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就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 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通字》、1909 年黄虚白《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五四运动前后，钱玄同1918年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文章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顽固的野蛮的幼稚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之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解决。” 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极赞成"陈独秀的意见。认为"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鲁迅在五四前后及以后的三十年代也多次说过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如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劈头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说这种极其偏激言论的还有吴稚晖等，就连比较温和的胡适也坚持汉字必须要废除，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他还为汉字拼音化改革的搁浅停滞而感到遗憾，但他坚信随着白话取代文言，口头语言占据统治地位，已经向汉字拼音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说：“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郭沫若曾经说过：“我们可以预想到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让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渐推广中而让汉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渐归于隐退，汉字的归于隐退，是不是就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学者来认真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茅盾说得更清楚，他说：“我希望，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既能用汉字写，也能用拼音字母写，听报告作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该是多么幸福呢！我并不幻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废除汉字（方块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内或在百年之后还要用汉字，让我们的子孙的一代能用‘两条腿走路’又有什么不好呢？”在*，文字改革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范围最广的有两种拉丁化的方案：一为“北拉派”，二是“国罗派”。尤以北拉推行最广，1935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著名人士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书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学理的结晶，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意见书中还提出了在全国各地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推广、研究拉丁化文字的新高潮。1936年9月22日，*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必为无数量人也！”*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和支持。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i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现在通行全国的注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创制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两个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曾经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开会通过。1956年1月20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 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造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规划的社会性。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60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文字*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与汉字平起平坐，或者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取代汉字，或者将来汉语拼音能否被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取代，这都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看出其端倪，不是目前能够仓促决定的。正如*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代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直到1984年2月1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给国务院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里还说：“会议认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汉字的继续存在和使用。”拼音化方向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一个内容。改革汉字，使用拼音文字已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
这里所说的社会精英分子，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如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章士钊、吴稚晖、*、瞿秋白等，也有教育学家如蔡元培、胡愈之、陶行知等；有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沈从文、巴金等等；还有批评家成仿吾、梁实秋、胡风、朱光潜、李长之等；有文史学家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钱钟书等，语言学家：赵元任、黎锦熙、王力等。他们往往兼跨多个领域，社会、文化和学术身份相当复杂。这份名单自然还可以再开列的再长一些，再添上数百上千如雷贯耳、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的名字。不过仅仅以上所举的社会名人对文字改革的热切关注已足以说明语言问题在现代中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被她所吸引的不是一个或几个社会文化领域，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全体。
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指出：“关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应该强调，《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标准。它的制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公布之后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应用。《汉语拼音方案》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个科学实用的方案，我们应当努力推行，而不应当另起炉灶；要想用其它方案来取代，事实上难于办到。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后要继续加强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 刘导生的这段报告，反映了我国*对于拼音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一直保持到现在，没有改变。十分明显，这个政策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对于拼音的政策。刘导生的报告没有提*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国家正式宣布汉语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种辅助汉字工具。汉字是正宗的、法定的文字，而拼音不是法定文字。因此，自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拼音与汉字就不再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拼音的地位是从属于汉字的，它不再是准备将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在1986年5月3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做出结论。”这个纪要明确地说明了拼音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用不用拼音完全取决具体情况的需要，绝对不是强制的，而汉字是法定文字，汉字的使用才是强制的。
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期间，由于“拼音化方向”在政策上的变化，代表们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章太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中特别地对于“拼音化方向”作了如下的说明：“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代表们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也反映了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比较多的同志赞成工作报告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符合*倡导的实事求是、注重务实的精神，容易收到实效，有利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报告中的有关表述，虽然是现实的，可行的，但总觉得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我们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考虑、研究，仍然认为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实际上我们在会前关于这个问题倾听过社会上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也倾听过许多负责同志的意见。我们相信现在这样的表述，将会得到国内外更加广泛的赞同和支持，将能团结更多的人来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并且更好地完成过去还没有完成的文字改革任务，从而更有效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里我们向同志们作个说明，刘导生同志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国家语委是事先请示过*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的。大会期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我们也报告了党*和国务院。昨天下午，国家语委接到了党*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批示，同意刘导生同志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希望同志们能很好理解。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希望这种讨论不要影响集中力量做好我们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这样，就把当时我国*的政策变化的背景说得更清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这样，就从法律上确定了汉语拼音的地位和作用。
表面上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轰轰烈烈、大鸣大放的文字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入了一个低潮期。但实际上正是从那时起，汉字的拉丁化改革已步入一个“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崭新的境界。为什么呢？汉语拼音方案一开始就是被当作将来替代汉字的一种拼音文字来制定的。而在颁布实施以后也一直想经过实践证明，待条件成熟后，正式地作为国家法定的文字来取代汉字。但作为汉字注音字母公布实施以后，近三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汉语拼音只能作为汉字的注音符号来使用，它远远不能承担起文字的职能，在文字的使用功效上甚至远远地不及现有汉字的万一。和一种完美的文字比较起来，它有着许多极大的缺陷。第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同音字、词的问题，汉字的同音字问题本来就比较严重，而汉语拼音则又把每个汉字的这个缺点放大了几倍到几十倍不等，如将它单独承担起文字的职能，只能造成书面语的歧义百出，文字使用最根本的要求，即准确表意功能被破坏殆尽。第二个大缺陷是它完全地阉割了汉字字形表意的功能，在拼音后的文字形式里已看不到一丝一毫表意的功能。舍本逐末，肤浅之至。至于其它的许多缺陷如正词法等也就不用再一一列举了。从国家法律上明确地界定汉语拼音的地位，我认为还是太迟了，以致谬种流传，使整个汉字的拼音化改革运动陷入里一个极大的误区，几十年都停滞不前，没有大的突破。中国的汉字拼音化改革之所以迟迟没有大的进展的根本性原因，就是汉字的同音字的问题。书面语的拼音文字在字形上没有原汉字的区别明显的特征，是汉字实现拼音化不可逾越的巨大的鸿沟，这就是整个中国文字改革界得出的权威性的共识。
半个多世纪的汉字拉丁化改革迟迟未有突破性的进展是因为犯了根本性的大方向的错误。自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日起，国家、*就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让其作为替代汉字的拼音文字来使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语委才正式明确地表示拼音只是汉字的注音符号，不是拼音文字，2000年才在法律上规定拼音是从属于汉字的注音工具，以至谬种流传，直接间接地把文改的方向引入了一个最大的误区。汉字的拼音化、拉丁化和保留汉字的表意功能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完全保留汉字表意的优点，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其表意的功能，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只是在保留字音还是字义之间做出取舍。一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三个方案：‘北拉’、‘国罗’、‘汉语拼音’。 ‘北拉’、‘国罗’、是以老国音为语音标准，‘汉语拼音’以普通话为语音标准，近一个世纪的数以千计文字改革方案无一例外地都在汉字的字音上兜圈子，几乎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窠臼。在语音上完全地迁就当时的一两代人，完全地阉割了汉字固有的表意功能。舍表意而完全地追逐拼音文字纯表音的功能，舍本逐末，肤浅之至。在关系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伟大而古老的汉语言文字革故鼎新的这件天大的事上要有雄视古今、俯仰百代、高瞻远瞩的宏大魄力和视野。汉语得以长存几千年的谜底就是她语意这最重要部分独有的恒久不衰的魅力。今天的汉语的语音和春秋战国时的古音已大相径庭，就是和秦汉、隋唐时的语音也相去甚远。日本从古到今使用过的汉字有五万多，日文最主要也是使用汉字的字义而不是其字音。现在谈谈日语的语音，要了解日语的语音首先要弄清何为训读？何为音读？训读是用日语语音读汉字（汉语词），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保留汉字的字意而用日语同义词或相应的词的原读音作为汉字的读音，这就是训读。音读是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用日语固有的语音依照汉字的原音读汉字，就是音读。因汉字传入日本时期不同，而有古汉音、吴音、唐音、宋音等等之别。总之，日语汉字的音读来源于古代汉语读音，古汉语的读音虽与现代汉语的读音有较大的差别，但还是一脉相承的。汉字的原音又因用日语音模仿，难免有些出入，但日文中音读的汉字的读音和现代汉语中汉字的音还是有些许相似的。日本的汉字一般都有两种读音，一是音读，二为训读，音读和汉语音还少许联系，而训读则无丝毫的关联，但并不影响汉字的字意在日文中的使用。再说中国的方言音，各地可以做到书同文，汉字在各地的书面语的使用中没多少难度，但语同音则难上加难。汉语许多方言音的语音差异程度甚至超过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语音的差别程度。这些例子充分地说明字音并不是汉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不能更改的部分。文字改革如画地为牢，不跳出这个圈圈，那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要想创制一套替代汉字的完美的文字，思路不能仅仅限于保留汉字的字音上，一两代人的语音习惯和千秋万代的子孙极容易地掌握文字的目标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与其为了保留字音，把字音弄得很复杂，还付出了舍弃汉字字形表意优点的极其巨大的惨重代价，不如完全地换个思路来考虑汉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