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求仁——积累与捐助的效率(三)
南方周末 2006-08-10 15:20:26
南方周末 2006-08-10 15:20:26
■局外局内 身后身先
□孙涤
巴菲特谋定而后动，一出手就捐款370亿。正是通过它，巴菲特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无休无止追求投资回报的过程不是残缺的，他此前所有作为的正当性于焉有了交待，得到落实，具备了它们的完整意义
巴菲特认为，他出类拔萃的投资效率主要是得益于———1.自己天生擅于打理财产；2.适逢其时(I was born wired the right way and born in the right place and right time)；3.好父亲、好老师、好太太和好伙伴。从他6岁时向祖父借了2毛5分钱买了一盒6瓶装可口可乐再以1毛一瓶卖出的突出表现，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印证。
当一个人在为稻粱谋、为生计奔波、为子女学费筹划的阶段，赚钱本身的正当性就已经非常充分，并不需要依附在额外的目标上面。然而，财富聚集到了一定程度，如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大，不是个人消费所能承担得了的，需要有更高远的目标来支撑，而实现这类目标的效率也需要以正当目标的达成来衡量和检验。巴菲特经常讲的，“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干得再好也是不值得的”，想来也应该包括这层涵义。然而，在我们的世界里，有效率的往往未必能够产生正当的效果。
聚集财富的意义和社会效应，是一个大课题，连专著都未必说得令人信服，何况是周末的杂谈呢？即使这个巴菲特捐助的个案，要展开来讨论，也非本栏目所能容纳的。我们这里要指明的不过是，巴菲特确有值得敬仰的高卓之处。古人云，“胜人者有力，胜人者强；知人者智，知人者明。”巴菲特庶几可及矣。
和一般饶有余财的富人不一样，巴菲特打开始就表示他不会为儿孙“牧羊”，不考虑把财富留给子女，这得到了他夫人的完全赞同。巴菲特夫妇的理由是，遗产会使下一辈失去生活的热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丧失自尊和毅力而堕落。他们宣称，巨额遗产是一种“反社会”的错误，和自己的财富观念背道而驰。
历史上看，富家子因骤富而淫逸而颓靡而沦丧可能已是通例：白得的巨额遗产过于沉重，子孙们往往难以承受。后裔虽说是基因相传，却未必有创业者的精力、毅力、智力，更不要说致富的激情、意愿、牺牲精神了。继承了没有能力保守得住的庞大遗产，反而会陷儿孙于危险的境地。对于富家子女，常人可以享有的亲情、友情、爱情，在财富的诱惑和异化之下，都变得渺不可及了；更加险恶的是，受着觊觎财富的各路人马的环伺，平庸的子孙如同离开母鲸的幼鲸那样，游于群鲨之间，成为彼等丰盛的午餐，遭人算计、诱惑的机会反而陡增！因此不难理解，据《财富》杂志的访调，为什么担心子女能否保有健全的心智和平和生活的美国富翁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经济现象及其永恒的冲突在于，世上之资源有限，吾人之欲念无涯。所以怎样有效率的生产，让更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欲望，更具体一点说，让我花更少的钱来满足我更昂贵的欲念，于是成了“经济科学”致力要解决的难题，这委实是一场“道高一尺，魔高十丈”的角逐。
究其根本，财富的征逐，超出一定的界限，就不再是为了消费和对物的支配，而是同球赛或者权利的角逐一样，是人际之间的相互克服，藉此表达我比他人优越。在这个层面，个人的消费，可以肯定地说，不再是巨富们追逐的动力，钱在这里不过是一种指标一种筹码而已。巴菲特是个公认的强者，在财富的博弈中他明显地战胜了别人——所有的人，包括盖茨先生——盖茨有着特殊的好运气，并且受着专利法的庇护，而巴菲特则是在一个更平坦的场地上展开他的竞赛的。
巴菲特谋定而后动，一出手就捐款370亿。正是通过它，巴菲特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无休无止追求投资回报的过程不是残缺的，他此前所有作为的正当性以及于焉有了交待，得到落实，具备了它们的完整意义。
巴菲特的捐款中310亿是捐给盖茨伉俪基金的。盖茨夫妻通过他们的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简称BMG)对公益事业做了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入，自1994年成立以来，他们向BMG捐出了260亿美元；11年来已经用出80亿。2006年BMG计划用出15亿，目标用款一如既往：1.60％将用于传染疾病，主要为疟疾、肺结核、艾滋病毒的防治，并且集中用到非洲和亚洲的欠发达地区；其次的用途是2.美国城镇的贫困地区的学校改善；3.互联网在公立图书馆的应用；4.家乡华盛顿州的一些扶贫建设。
BMG目前仍有超过300亿的资产，这是因为BMG的组合投资相当成功。BMG的投资组合分散广泛，却惟独没有任何微软的股票。
巴菲特是一个公认的知人高手。人们问他何能至此，他说当他直面正视一个人时就能明白此人是不是一位称职的经理人。巴菲特认为，寻求生意上的伙伴和企业经理的时候，“一定会看三个条件：智慧、精力和品格，但如果品格这个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前两个条件越是出众，你的麻烦反而越大。”
他在致股东的信中曾说，他要求他委任的每位经理人要能够以三个假定的条件来经营企业：1.你拥有企业100％的权益；2.企业是你和你家人所拥有的主要的甚至惟一的财产；3.你至少在100年里不能出售或者兼并它。言下之意，经营公司的代理人要能够同心同德，才能做到尽心尽力的服务，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巴菲特完全认同BMG基金设定的目标，他相信盖茨夫妇对于他们管理的BMG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也许他早就想物色盖茨夫妇担任经理来运作自己的巨额捐赠，他之所以在今年6月27日才作此决断，倾囊赞助BMG，除了他的夫人在两年前猝死的变故之外，6月中旬盖茨宣布他今后逐渐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会的公益事业，到2008年更将全身心投入基金会的公益活动，也很有关系。在投资实践中巴菲特高度强调定力和耐心，他比喻说，棒球赛里超级打击手之所以卓越，是因为他们有出众的耐心，等待到好球才挥棒击球。看来，他终于等到了由盖茨来击出“公益事业的全垒打”。
这次捐助中有30多亿美元是捐给他亡妻的基金苏珊·汤姆森·巴菲特基金会(Susie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或称STB)。STB长期以来的名字是巴菲特基金会，2004年苏珊病逝后更名。巴菲特不但把妻子个人财富约25亿悉数纳入基金会，也撤除自己的名字。STB的公益目标十分简单明了：生育健康、人口控制、支持妇女堕胎权利以及防止核扩散。巴菲特也分别赞助给他的子女霍华德、彼得、苏珊所有的三个公益基金会各10亿美金。他们的公益目标集中在儿童早期教育、饮用水安全，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捐助的目标都是为了增进一切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条件。巴菲特所认定它们的价值，符合他反哺社会的使命感，值得倾其资财加以促成。推进这些目标，等于扩展了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谓的“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city)”。有鉴于此，巴菲特特别在致盖茨夫妇的捐款函中强调，这些目标的收益人将无分种族、性别、信仰、地域，显示出他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公义准则的信仰。
巴菲特为什么不采取世俗的通行做法，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基金并主持公益事业的运作和资金分配呢？巴菲特说得很坦率：自己不善于从事这类事务。首先，他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公益事业的回报，公益事业产生效果的周期对他来说未免太慢了。同时他也不乐意与各色人等交谈，听取各类汇报，或参加各种会议，然而那类乏味又耗时的活动却是基金决策人不得不亲力亲为的。
加盟BMG后，巴菲特将成为基金会的第三位理事(trustee)。BMG的一切重大决策向来由它仅有的两位理事比尔和玛琳达做出。巴菲特会不会加入决策者的行列？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不会。他说他也许会提供一些经验，假如盖茨夫妇需要的话，但却不会越俎代庖，这就像他如果要委任老虎伍兹替他打高尔夫球的话，就不会想着要去指导伍兹如何挥杆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他放弃由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基金会，巴菲特说得很轻松洒脱，但这却是对人性限制的极大突破。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为历史垂名，对于人，尤其是精英分子，有着莫大的魔力。我们经常看到杰出人士，能够做出各种牺牲，忍让诸般权益，惟独对名义是非常执著而在意的。例如，卓越的科学家以探索宇宙奥秘为职志，可以不顾计较回报，甚至放弃专利，然而谁能够容忍“自己”的发现被他人所“窃取”，也就是以别人的名义来发表呢？许多学者的全力冲刺，可以说目标都是为了“冠名权”，要争在所有的人之先以自己的名义公布成果。我们前面说了，财富的征逐超出一定层次，也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消费，是竞取名义———我比他人优越———的游戏。此所谓“名之得失，大义存焉”。图谋名气的冲动是如此强韧，要超越它，殊非有理性的人所可做到的。巴菲特三言两语把这个人类的大束缚轻轻拨开，能不叫人佩服！
巴菲特致函受捐者的五封信都很短，一页半纸。信中都不忘强调两点，他叮嘱受捐者要：1.倾注精力于已经选定的目标，不要再扩大范围。因为把有限的几件事做透彻，才会有所成就。2.要独立判断和决定，不要屈从于别人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琐碎的请求。这似乎应了慈善捐助事业的开山鼻祖卡内基的哲学：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紧紧看住它。再一次，巴菲特显示出他为了成就一项功业，完美结合“目标正当———目标达成———完成效率”的智慧和风格。
对于巴菲特所追求的目标不是没有争议的。我的一位同事很惋惜地评论，“巴老头这么多钱，都给了没有生产力的人，哪怕留给我一点有多好！”这位仁兄显然认为他的生产力要高于不知名的非洲病童，不过他恐怕很难证明，钱在盖茨的手中，生产力反而会降低。
另一种批评似乎比较难回应，它们指出巴菲特捐助有违反市场的法则、弱化产权意识和否定*企业精神的弊病。此外如人口控制、支持合法堕胎等目标，也引起了反对人士的抨击。例如，《华尔街日报》在捐款两天后(6月29日)就著文提出质疑。
《华尔街日报》一向伸张富人的权力，对巴菲特和盖茨等富人居然公开反对布什*减免遗产税的做法早已有所不满。该评论认为报纸有责任向巴氏提出正告，指出巴菲特的成功有赖于市场竞争，他不该忘本，以至于连一点钱都不留给支持*企业制度和政策，云云。
对此，人们或许只能说，巴菲特是效率的化身，但他不是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电子邮箱sundi＠sdb.com.cn)
(P1174332)
□孙涤
巴菲特谋定而后动，一出手就捐款370亿。正是通过它，巴菲特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无休无止追求投资回报的过程不是残缺的，他此前所有作为的正当性于焉有了交待，得到落实，具备了它们的完整意义
巴菲特认为，他出类拔萃的投资效率主要是得益于———1.自己天生擅于打理财产；2.适逢其时(I was born wired the right way and born in the right place and right time)；3.好父亲、好老师、好太太和好伙伴。从他6岁时向祖父借了2毛5分钱买了一盒6瓶装可口可乐再以1毛一瓶卖出的突出表现，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印证。
当一个人在为稻粱谋、为生计奔波、为子女学费筹划的阶段，赚钱本身的正当性就已经非常充分，并不需要依附在额外的目标上面。然而，财富聚集到了一定程度，如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大，不是个人消费所能承担得了的，需要有更高远的目标来支撑，而实现这类目标的效率也需要以正当目标的达成来衡量和检验。巴菲特经常讲的，“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干得再好也是不值得的”，想来也应该包括这层涵义。然而，在我们的世界里，有效率的往往未必能够产生正当的效果。
聚集财富的意义和社会效应，是一个大课题，连专著都未必说得令人信服，何况是周末的杂谈呢？即使这个巴菲特捐助的个案，要展开来讨论，也非本栏目所能容纳的。我们这里要指明的不过是，巴菲特确有值得敬仰的高卓之处。古人云，“胜人者有力，胜人者强；知人者智，知人者明。”巴菲特庶几可及矣。
和一般饶有余财的富人不一样，巴菲特打开始就表示他不会为儿孙“牧羊”，不考虑把财富留给子女，这得到了他夫人的完全赞同。巴菲特夫妇的理由是，遗产会使下一辈失去生活的热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丧失自尊和毅力而堕落。他们宣称，巨额遗产是一种“反社会”的错误，和自己的财富观念背道而驰。
历史上看，富家子因骤富而淫逸而颓靡而沦丧可能已是通例：白得的巨额遗产过于沉重，子孙们往往难以承受。后裔虽说是基因相传，却未必有创业者的精力、毅力、智力，更不要说致富的激情、意愿、牺牲精神了。继承了没有能力保守得住的庞大遗产，反而会陷儿孙于危险的境地。对于富家子女，常人可以享有的亲情、友情、爱情，在财富的诱惑和异化之下，都变得渺不可及了；更加险恶的是，受着觊觎财富的各路人马的环伺，平庸的子孙如同离开母鲸的幼鲸那样，游于群鲨之间，成为彼等丰盛的午餐，遭人算计、诱惑的机会反而陡增！因此不难理解，据《财富》杂志的访调，为什么担心子女能否保有健全的心智和平和生活的美国富翁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经济现象及其永恒的冲突在于，世上之资源有限，吾人之欲念无涯。所以怎样有效率的生产，让更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欲望，更具体一点说，让我花更少的钱来满足我更昂贵的欲念，于是成了“经济科学”致力要解决的难题，这委实是一场“道高一尺，魔高十丈”的角逐。
究其根本，财富的征逐，超出一定的界限，就不再是为了消费和对物的支配，而是同球赛或者权利的角逐一样，是人际之间的相互克服，藉此表达我比他人优越。在这个层面，个人的消费，可以肯定地说，不再是巨富们追逐的动力，钱在这里不过是一种指标一种筹码而已。巴菲特是个公认的强者，在财富的博弈中他明显地战胜了别人——所有的人，包括盖茨先生——盖茨有着特殊的好运气，并且受着专利法的庇护，而巴菲特则是在一个更平坦的场地上展开他的竞赛的。
巴菲特谋定而后动，一出手就捐款370亿。正是通过它，巴菲特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无休无止追求投资回报的过程不是残缺的，他此前所有作为的正当性以及于焉有了交待，得到落实，具备了它们的完整意义。
巴菲特的捐款中310亿是捐给盖茨伉俪基金的。盖茨夫妻通过他们的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简称BMG)对公益事业做了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入，自1994年成立以来，他们向BMG捐出了260亿美元；11年来已经用出80亿。2006年BMG计划用出15亿，目标用款一如既往：1.60％将用于传染疾病，主要为疟疾、肺结核、艾滋病毒的防治，并且集中用到非洲和亚洲的欠发达地区；其次的用途是2.美国城镇的贫困地区的学校改善；3.互联网在公立图书馆的应用；4.家乡华盛顿州的一些扶贫建设。
BMG目前仍有超过300亿的资产，这是因为BMG的组合投资相当成功。BMG的投资组合分散广泛，却惟独没有任何微软的股票。
巴菲特是一个公认的知人高手。人们问他何能至此，他说当他直面正视一个人时就能明白此人是不是一位称职的经理人。巴菲特认为，寻求生意上的伙伴和企业经理的时候，“一定会看三个条件：智慧、精力和品格，但如果品格这个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前两个条件越是出众，你的麻烦反而越大。”
他在致股东的信中曾说，他要求他委任的每位经理人要能够以三个假定的条件来经营企业：1.你拥有企业100％的权益；2.企业是你和你家人所拥有的主要的甚至惟一的财产；3.你至少在100年里不能出售或者兼并它。言下之意，经营公司的代理人要能够同心同德，才能做到尽心尽力的服务，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巴菲特完全认同BMG基金设定的目标，他相信盖茨夫妇对于他们管理的BMG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也许他早就想物色盖茨夫妇担任经理来运作自己的巨额捐赠，他之所以在今年6月27日才作此决断，倾囊赞助BMG，除了他的夫人在两年前猝死的变故之外，6月中旬盖茨宣布他今后逐渐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会的公益事业，到2008年更将全身心投入基金会的公益活动，也很有关系。在投资实践中巴菲特高度强调定力和耐心，他比喻说，棒球赛里超级打击手之所以卓越，是因为他们有出众的耐心，等待到好球才挥棒击球。看来，他终于等到了由盖茨来击出“公益事业的全垒打”。
这次捐助中有30多亿美元是捐给他亡妻的基金苏珊·汤姆森·巴菲特基金会(Susie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或称STB)。STB长期以来的名字是巴菲特基金会，2004年苏珊病逝后更名。巴菲特不但把妻子个人财富约25亿悉数纳入基金会，也撤除自己的名字。STB的公益目标十分简单明了：生育健康、人口控制、支持妇女堕胎权利以及防止核扩散。巴菲特也分别赞助给他的子女霍华德、彼得、苏珊所有的三个公益基金会各10亿美金。他们的公益目标集中在儿童早期教育、饮用水安全，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捐助的目标都是为了增进一切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条件。巴菲特所认定它们的价值，符合他反哺社会的使命感，值得倾其资财加以促成。推进这些目标，等于扩展了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谓的“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city)”。有鉴于此，巴菲特特别在致盖茨夫妇的捐款函中强调，这些目标的收益人将无分种族、性别、信仰、地域，显示出他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公义准则的信仰。
巴菲特为什么不采取世俗的通行做法，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基金并主持公益事业的运作和资金分配呢？巴菲特说得很坦率：自己不善于从事这类事务。首先，他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公益事业的回报，公益事业产生效果的周期对他来说未免太慢了。同时他也不乐意与各色人等交谈，听取各类汇报，或参加各种会议，然而那类乏味又耗时的活动却是基金决策人不得不亲力亲为的。
加盟BMG后，巴菲特将成为基金会的第三位理事(trustee)。BMG的一切重大决策向来由它仅有的两位理事比尔和玛琳达做出。巴菲特会不会加入决策者的行列？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不会。他说他也许会提供一些经验，假如盖茨夫妇需要的话，但却不会越俎代庖，这就像他如果要委任老虎伍兹替他打高尔夫球的话，就不会想着要去指导伍兹如何挥杆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他放弃由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基金会，巴菲特说得很轻松洒脱，但这却是对人性限制的极大突破。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为历史垂名，对于人，尤其是精英分子，有着莫大的魔力。我们经常看到杰出人士，能够做出各种牺牲，忍让诸般权益，惟独对名义是非常执著而在意的。例如，卓越的科学家以探索宇宙奥秘为职志，可以不顾计较回报，甚至放弃专利，然而谁能够容忍“自己”的发现被他人所“窃取”，也就是以别人的名义来发表呢？许多学者的全力冲刺，可以说目标都是为了“冠名权”，要争在所有的人之先以自己的名义公布成果。我们前面说了，财富的征逐超出一定层次，也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消费，是竞取名义———我比他人优越———的游戏。此所谓“名之得失，大义存焉”。图谋名气的冲动是如此强韧，要超越它，殊非有理性的人所可做到的。巴菲特三言两语把这个人类的大束缚轻轻拨开，能不叫人佩服！
巴菲特致函受捐者的五封信都很短，一页半纸。信中都不忘强调两点，他叮嘱受捐者要：1.倾注精力于已经选定的目标，不要再扩大范围。因为把有限的几件事做透彻，才会有所成就。2.要独立判断和决定，不要屈从于别人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琐碎的请求。这似乎应了慈善捐助事业的开山鼻祖卡内基的哲学：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紧紧看住它。再一次，巴菲特显示出他为了成就一项功业，完美结合“目标正当———目标达成———完成效率”的智慧和风格。
对于巴菲特所追求的目标不是没有争议的。我的一位同事很惋惜地评论，“巴老头这么多钱，都给了没有生产力的人，哪怕留给我一点有多好！”这位仁兄显然认为他的生产力要高于不知名的非洲病童，不过他恐怕很难证明，钱在盖茨的手中，生产力反而会降低。
另一种批评似乎比较难回应，它们指出巴菲特捐助有违反市场的法则、弱化产权意识和否定*企业精神的弊病。此外如人口控制、支持合法堕胎等目标，也引起了反对人士的抨击。例如，《华尔街日报》在捐款两天后(6月29日)就著文提出质疑。
《华尔街日报》一向伸张富人的权力，对巴菲特和盖茨等富人居然公开反对布什*减免遗产税的做法早已有所不满。该评论认为报纸有责任向巴氏提出正告，指出巴菲特的成功有赖于市场竞争，他不该忘本，以至于连一点钱都不留给支持*企业制度和政策，云云。
对此，人们或许只能说，巴菲特是效率的化身，但他不是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电子邮箱sundi＠sdb.com.cn)
(P1174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