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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T科技资讯网1月10日北京报道：“NEC 集成电路空着一个副总的位置，两年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们想让我过去。”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曾经做过6 年NEC 交换机制造公司的部长，在日资企业高层管理岗位的经历，让他成为对日外包企业炙手可热的追逐对象。“最近，我已经四次放弃了高出我现有收入四、五倍以上的工作机会。”曲玲年如今在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分管国际合作工作，面对对日软件外包日益膨胀的局面，帮助软件企业解决人才匮乏问题的他，也成为被拉拢的人才之一。
两年来，在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曲玲年一直把解决人才匮乏问题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2003年，北京启动了解决对日软件人才短缺的 “双千计划”，而去年曲玲年更是两次带领十余家国内软件企业的负责人赴日，招募中国软件人才回国工作。但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足以填补人才空缺的巨大漏洞。
提及对日软件出口，总让人想到人才的匮乏。这个被视为制约对日软件出口发展的问题，虽然被反反复复地提了数年之久，但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十二企业求才日本
在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刚刚从日本回来的曲玲年，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外包企业找寻一些愿意回国工作的高级软件人才。“现在在北京找到程序员这个层面的技术人员还不算困难，但是要有5 年以上的开发经验，能够组织一个团队工作的人确实非常少，而能够与日本人进行无障碍商业沟通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这也是我们想去日本招聘的一个原因。”
为了吸引在日本工作的中国软件人才的注意，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提前在日本做了一系列的宣传推广活动，包括在6 家当地的中文报纸、数十家网站以及300 余个中国食品杂货店的广告，同时还在5 家报纸刊登了数十版的文章，讲述先行者回国工作的一些经验。“因为前期的宣传工作做的比较好，这次去招聘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十多家企业原来估计能找到10多个人，但现在看起来整个招聘会有超过 30人回国工作。这些人都是在日本企业工作过5 年以上，有带团队经验的高级软件人才，而且他们了解日本商业文化，能够跟日本发包方进行无障碍商业沟通。非常难得呀。”
和曲玲年一起去日本的还有北京、天津两地12家从事软件外包业务的企业老总，中讯董事局主席王志强就是其中之一。中讯目前是北京市最大的对日外包企业，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美元。“我们没有确定要招聘多少人回来，对我们公司来说，只要有合适的人，我们都可以要。如果说有计划，就是越多越好。”
“在日本，这种可能回国工作的人员实际规模还是相当大的，目前中国在日本工作的软件人员规模是数以万计的，而且每年还不断有人过去。”去年5 月，曲玲年曾经组织过同样的招聘活动。那一次招聘的成功，让他决定将赴日招聘作为一个定期项目进行。“但这也远远跟不上我们的需求，每年我们需要增加的高端人才超过500 多人，从日本每年找到七八十人回来，还需要国内培养400 多人。”
市场飞增凸现人才短缺
曲玲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由于对日外包取决于日语软件工程师的提供能力，因此按照有一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如果每个工程师年实现软件出口创汇2 万美元，那么以北京为例，2003年实现对日出口1.5 亿美元计算，就需要7500名日语软件工程师。以年50%的增长测算，2004 年需新增3750名懂日语及对日软件开发规则的软件工程师，2005年应增5625名日语软件工程师，2006年应增8438名日语软件工程师。如果有10%是高端人才的话，那么2005年我们需要500 多名软件高端人才，2006年需要800 多人。
快速膨胀的软件外包市场，更凸现了对日软件外包人才的匮乏。“虽然对日软件人才匮乏的问题谈了好多年，也动员了很多资源在做人才培训的事情，但是软件人才需求发展的速度太快，其增长的数量级是很可怕的。”曲玲年表示，“软件产业就是人力资源产业，软件每增加一块钱收入就是增加人。如果缺少了人，企业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无论哪一层的人才缺了，企业都会受影响。排除管理问题不看，假如人员问题不受限制，现在我们对日软件外包的增长速度还可能更快。”
据介绍，虽然我国对日软件外包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目前在中国进行的软件开发只占日本业务总量的1 %以上，不到2 %。 “从市场本身的需求来说，对日软件外包有很大规模的市场空间，如果拿10%到中国开发，就是现在规模的十倍。就这个数字来看，每年人才的输出还差很远，所以人才伴随着行业的成长一直紧缺。”中讯董事局主席王志强告诉记者，“现在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少，起码在中讯没有和其他公司有业务层面的竞争，但真正的竞争就是在人才方面，人才能不能到你的企业中来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
人才不足短期难解决
虽然人才如此匮乏，但无论哪个级别软件人才都需要一个实践成长的过程，高端人才更是难求。据日本IPA 技术标准中心长长田康久介绍，在日本，项目经理级别的技术人员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水平才能胜任，而技术人员需要3 ～4 年的时间慢慢成长起来。
大连华信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但高速扩张的背后人才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其负责人刘军。虽然华信专门为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建立了人才培训中心，但这个中心所培训的数量仍不足以解决快速增长背后的人才短缺，特别是业务增长对高端软件人才的需求。
王志强也有同样的忧虑。据中讯的财报显示，截至2004年6 月30日的前6 个月，营业额约为8100万港元，较前年同期分别大幅上升63%。 “这63%的增长一部分是因为汇率变化而带来的，但公司业务增长始终保持在50%以上。所以在这期间我们增长了300 人，而这300 人绝大部分都来自我们自己的培训。”王志强表示，“人才对任何一家对日外包企业来说，始终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急需，导致的结果却是“非常有经验的软件人才的收入急速增长，没有经验的软件人才收入总在不断下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培养高附加值的软件开发人才，如何将国内巨大数量的IT专业本专科学生，成功转化为合格的对日软件研发人员，如何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等问题，就成为高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必然面对的问题。
培训产业待形成
面对高速成长的软件外包市场需求与人才供给不足的落差，已经成为制约软件企业发展乃至软件出口行业发展瓶颈的情况，北京市科委信息处处长姜广智提出，“社会培训机构、高校都应该重视软件企业的强大需求，加强完善人才培训机制。”
“我们的软件企业绝大部分是依赖自己来培养所需的软件人才，这不光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且也难以迅速解决人才匮乏问题。” 曲玲年指出，如今企业不仅需要自己培养高中端人才，甚至低端的开发人员也要依赖企业自身力量。
而从企业实际用人来看，培训学校所培养的人员也确实难以满足企业所需。一方面，“现在的社会培训大都没能达到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社会上通常的培训项目主要集中在日语学习、学基本的JAVA、C++ 程序开发、学看式样书等比较初级的培训阶段，剩下的还得依赖企业内部培训来完成。”另一方面，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生源素质参差不齐。王志强告诉记者，中讯以前也选择从培训机构要人，但实际操作之后，发现培训机构在人才选择上把关不够严格，有些人才基础素质特别低，到企业这边来试用完全不行。“盈利目的和输送人才目的完全不一样，盈利目的是越多人来报名参加培训越好，培训机构为了挣钱，人才把关的标准就放得低了。所以现在我们人才来源主要就是自己招聘高校毕业生和社会软件人员，依赖企业内训，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与印度培训机构完成70%的培训任务相比，我们的社会培训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只能达到30%左右的培训目标。与印度软件培训业相比，我国的软件培训产业中国IT人才的培训才刚刚起步。”曲玲年表示，“印度软件的培训收入，去年已经达到4.8 亿美元，拥有一个接近50亿元人民币的培训市场，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但我国这个产业还没有形成。”
据悉，2003年北京有包括北航软件学院、中科院研究生院等近20家培训学校在定制化地进行对日软件人才的培训，但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未形成规模，很少有超过两个班以上的，这与北京市每年5000人左右的需求量极不相称。
压力正在缓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被视为制约培训产业发展的两个瓶颈——教材与师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针对培训机构没有成熟教材的问题，新东方、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培训机构都在准备一套各自编写的教材，通过一段时间的实战培训与教材磨合修改之后，就可形成一套社会化的教材。同时，一些培训机构也开始吸引一些有实战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开发人员的加盟，以加强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交流，提高培训师资的水平。
另一方面，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在赴日招聘人才的同时，也与日本培训学校就将中国软件学员送往日本工作达成合作意向。同时，今年高校第一批学日语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也将出炉，有了国内数十家软件学院的规模化人才的保障，对日软件人才匮乏的局面将逐渐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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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T科技资讯网1月10日北京报道：“NEC 集成电路空着一个副总的位置，两年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们想让我过去。”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曾经做过6 年NEC 交换机制造公司的部长，在日资企业高层管理岗位的经历，让他成为对日外包企业炙手可热的追逐对象。“最近，我已经四次放弃了高出我现有收入四、五倍以上的工作机会。”曲玲年如今在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分管国际合作工作，面对对日软件外包日益膨胀的局面，帮助软件企业解决人才匮乏问题的他，也成为被拉拢的人才之一。
两年来，在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曲玲年一直把解决人才匮乏问题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2003年，北京启动了解决对日软件人才短缺的 “双千计划”，而去年曲玲年更是两次带领十余家国内软件企业的负责人赴日，招募中国软件人才回国工作。但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足以填补人才空缺的巨大漏洞。
提及对日软件出口，总让人想到人才的匮乏。这个被视为制约对日软件出口发展的问题，虽然被反反复复地提了数年之久，但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十二企业求才日本
在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刚刚从日本回来的曲玲年，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外包企业找寻一些愿意回国工作的高级软件人才。“现在在北京找到程序员这个层面的技术人员还不算困难，但是要有5 年以上的开发经验，能够组织一个团队工作的人确实非常少，而能够与日本人进行无障碍商业沟通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这也是我们想去日本招聘的一个原因。”
为了吸引在日本工作的中国软件人才的注意，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提前在日本做了一系列的宣传推广活动，包括在6 家当地的中文报纸、数十家网站以及300 余个中国食品杂货店的广告，同时还在5 家报纸刊登了数十版的文章，讲述先行者回国工作的一些经验。“因为前期的宣传工作做的比较好，这次去招聘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十多家企业原来估计能找到10多个人，但现在看起来整个招聘会有超过 30人回国工作。这些人都是在日本企业工作过5 年以上，有带团队经验的高级软件人才，而且他们了解日本商业文化，能够跟日本发包方进行无障碍商业沟通。非常难得呀。”
和曲玲年一起去日本的还有北京、天津两地12家从事软件外包业务的企业老总，中讯董事局主席王志强就是其中之一。中讯目前是北京市最大的对日外包企业，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美元。“我们没有确定要招聘多少人回来，对我们公司来说，只要有合适的人，我们都可以要。如果说有计划，就是越多越好。”
“在日本，这种可能回国工作的人员实际规模还是相当大的，目前中国在日本工作的软件人员规模是数以万计的，而且每年还不断有人过去。”去年5 月，曲玲年曾经组织过同样的招聘活动。那一次招聘的成功，让他决定将赴日招聘作为一个定期项目进行。“但这也远远跟不上我们的需求，每年我们需要增加的高端人才超过500 多人，从日本每年找到七八十人回来，还需要国内培养400 多人。”
市场飞增凸现人才短缺
曲玲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由于对日外包取决于日语软件工程师的提供能力，因此按照有一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如果每个工程师年实现软件出口创汇2 万美元，那么以北京为例，2003年实现对日出口1.5 亿美元计算，就需要7500名日语软件工程师。以年50%的增长测算，2004 年需新增3750名懂日语及对日软件开发规则的软件工程师，2005年应增5625名日语软件工程师，2006年应增8438名日语软件工程师。如果有10%是高端人才的话，那么2005年我们需要500 多名软件高端人才，2006年需要800 多人。
快速膨胀的软件外包市场，更凸现了对日软件外包人才的匮乏。“虽然对日软件人才匮乏的问题谈了好多年，也动员了很多资源在做人才培训的事情，但是软件人才需求发展的速度太快，其增长的数量级是很可怕的。”曲玲年表示，“软件产业就是人力资源产业，软件每增加一块钱收入就是增加人。如果缺少了人，企业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无论哪一层的人才缺了，企业都会受影响。排除管理问题不看，假如人员问题不受限制，现在我们对日软件外包的增长速度还可能更快。”
据介绍，虽然我国对日软件外包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目前在中国进行的软件开发只占日本业务总量的1 %以上，不到2 %。 “从市场本身的需求来说，对日软件外包有很大规模的市场空间，如果拿10%到中国开发，就是现在规模的十倍。就这个数字来看，每年人才的输出还差很远，所以人才伴随着行业的成长一直紧缺。”中讯董事局主席王志强告诉记者，“现在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少，起码在中讯没有和其他公司有业务层面的竞争，但真正的竞争就是在人才方面，人才能不能到你的企业中来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
人才不足短期难解决
虽然人才如此匮乏，但无论哪个级别软件人才都需要一个实践成长的过程，高端人才更是难求。据日本IPA 技术标准中心长长田康久介绍，在日本，项目经理级别的技术人员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水平才能胜任，而技术人员需要3 ～4 年的时间慢慢成长起来。
大连华信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但高速扩张的背后人才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其负责人刘军。虽然华信专门为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建立了人才培训中心，但这个中心所培训的数量仍不足以解决快速增长背后的人才短缺，特别是业务增长对高端软件人才的需求。
王志强也有同样的忧虑。据中讯的财报显示，截至2004年6 月30日的前6 个月，营业额约为8100万港元，较前年同期分别大幅上升63%。 “这63%的增长一部分是因为汇率变化而带来的，但公司业务增长始终保持在50%以上。所以在这期间我们增长了300 人，而这300 人绝大部分都来自我们自己的培训。”王志强表示，“人才对任何一家对日外包企业来说，始终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急需，导致的结果却是“非常有经验的软件人才的收入急速增长，没有经验的软件人才收入总在不断下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培养高附加值的软件开发人才，如何将国内巨大数量的IT专业本专科学生，成功转化为合格的对日软件研发人员，如何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等问题，就成为高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必然面对的问题。
培训产业待形成
面对高速成长的软件外包市场需求与人才供给不足的落差，已经成为制约软件企业发展乃至软件出口行业发展瓶颈的情况，北京市科委信息处处长姜广智提出，“社会培训机构、高校都应该重视软件企业的强大需求，加强完善人才培训机制。”
“我们的软件企业绝大部分是依赖自己来培养所需的软件人才，这不光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且也难以迅速解决人才匮乏问题。” 曲玲年指出，如今企业不仅需要自己培养高中端人才，甚至低端的开发人员也要依赖企业自身力量。
而从企业实际用人来看，培训学校所培养的人员也确实难以满足企业所需。一方面，“现在的社会培训大都没能达到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社会上通常的培训项目主要集中在日语学习、学基本的JAVA、C++ 程序开发、学看式样书等比较初级的培训阶段，剩下的还得依赖企业内部培训来完成。”另一方面，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生源素质参差不齐。王志强告诉记者，中讯以前也选择从培训机构要人，但实际操作之后，发现培训机构在人才选择上把关不够严格，有些人才基础素质特别低，到企业这边来试用完全不行。“盈利目的和输送人才目的完全不一样，盈利目的是越多人来报名参加培训越好，培训机构为了挣钱，人才把关的标准就放得低了。所以现在我们人才来源主要就是自己招聘高校毕业生和社会软件人员，依赖企业内训，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与印度培训机构完成70%的培训任务相比，我们的社会培训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只能达到30%左右的培训目标。与印度软件培训业相比，我国的软件培训产业中国IT人才的培训才刚刚起步。”曲玲年表示，“印度软件的培训收入，去年已经达到4.8 亿美元，拥有一个接近50亿元人民币的培训市场，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但我国这个产业还没有形成。”
据悉，2003年北京有包括北航软件学院、中科院研究生院等近20家培训学校在定制化地进行对日软件人才的培训，但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未形成规模，很少有超过两个班以上的，这与北京市每年5000人左右的需求量极不相称。
压力正在缓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被视为制约培训产业发展的两个瓶颈——教材与师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针对培训机构没有成熟教材的问题，新东方、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培训机构都在准备一套各自编写的教材，通过一段时间的实战培训与教材磨合修改之后，就可形成一套社会化的教材。同时，一些培训机构也开始吸引一些有实战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开发人员的加盟，以加强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交流，提高培训师资的水平。
另一方面，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在赴日招聘人才的同时，也与日本培训学校就将中国软件学员送往日本工作达成合作意向。同时，今年高校第一批学日语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也将出炉，有了国内数十家软件学院的规模化人才的保障，对日软件人才匮乏的局面将逐渐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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