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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提一下大亚洲主义或者泛亚主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近代远东的历史是非常关键、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原因，是因为人为地构建历史体系，把前后几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基本上切断了。
rrrrr泛亚主义产生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一个纯粹的日本的现象，毋宁说是以日本为主，大清、朝鲜和越南士大夫都参加过的一个集体现象。它是欧洲*渗入远东的一个自然现象。最初的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日本的汉学家。他们首先倡导泛亚主义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说，欧洲人强势进入远东，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鲜、越南也好，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较相近的亚洲国家能够团结起来，构成强大的联盟，足以抵抗欧洲人的*。
rrrrr泛亚主义最初的代表，像胜海舟（1823-1899，幕府中的开明派、幕府海军的创立者，劝说德川庆喜向朝廷献城投降，晚年受封伯爵）这些人，开始提出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德川幕府还没有倒台。胜海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士。在幕府当官的时候，幕府的大老问他，你对日本和西洋各国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去日本和西洋看过，其实全人类大体上来讲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说，在西洋能够占到人上人那个地位的角色，一般来说都有些过人的长处，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见得是这样。那位大老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说，你这个年轻人太傲慢了，怎么能把这样的话都说出来。这是他在年轻时候的做法。
rrrrr他当时提出的计划是，东亚的主要希望就寄托在大清和日本这两国上面，因为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倒下来了，现在这两国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赶紧兴办教育，开辟利源，尤其是要发展海军，等两国的海军*强大以后，结成可靠的联盟，才能对抗欧洲人的*。他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在日本因朝鲜问题跟清朝关系恶化以后，他是极少数坚持日清两国应该友好，不应该打仗的人士。他之所以坚持这个逻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东洋在世界上是处在比较弱势、比较危险的形势上，在这种情况下，日清两国特别有必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兄弟之争，如果搞起兄弟之争来，那么就更加没有什么希望了。
rrrrr不要说他是这样的，后来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脱亚入欧这种理论的创始人，著名的福泽谕吉（1835-1901，教育家、思想家，引入西学、创设学塾、创办新报、普及新知），他的肖像现在还印在日本纸币上，其实一般人不大注意，福泽谕吉在年轻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是日清提携和大亚洲协和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鼓吹这些东西一直鼓吹到李鸿章搞《天津条约》（1885年4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那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纯洁地要求东洋人提携起来，中日韩三国团结起来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在《天津条约》的时候，伊藤博文跟李鸿章谈判的时候，遭到李鸿章严重的侮辱，日本举国鼎沸以后，他才带着一种近乎赌气的态度写了那篇著名的脱亚入欧的文章。
rrrrr在那篇文章中间，他把大清称为恶邻，他说日本以后要脱胎换骨的话，不能对这种恶邻抱有什么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去学欧洲人吧，不跟他们合伙。现在的人一般是纯粹从文本方面来理解，觉得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声、日本近代化的先声。其实对福泽本人来说，因为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他其实还不是国父和重要人物，只是众多维新派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你得从当时的语义上理解，他当时也是基于爱国之情，觉得是日本人被李鸿章严重地侮辱了，我们是一番好意要跟你们联合，结果没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这么欺负我们，算了，我们不跟你玩儿了，我们自己去玩儿了。其实他当时就是这种心理。脱亚入欧的理论，是从这种心理上产生出来的。
rrrrr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地主张泛亚主义的人，到后来都转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像桂太郎（1848-1913，明治、大正两朝重臣，山县有朋的弟子和代言人，三次组阁，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是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些人，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中日提携、泛亚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的，但最后都转向了。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势比人强的缘故。也就是说，你谈论泛亚主义是抽象谈论，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冲突的问题上，你就很容易坚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胜海舟是一个例外，但他不是多数派。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关口。甲午战争以前，明治维新中倡导中日提携的好多人，在这个关口上都坚持不住，最后变成为国粹主义者了。
rrrrr泛亚主义者最早期是三个组织：振亚社、兴亚会和玄洋社（1878年，曾根俊虎创立振亚社，主张亚洲连带论的兴亚论；1880年，兴亚会成立，创立者长冈护美、渡边洪基、曾根俊虎；1881年，头山满创立玄洋社；1901年，在原玄洋社基础上成立黑龙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黑龙会总部成立）。这三个组织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国际主义的，或者说它们是东洋人的组织，而不是纯粹日本人的组织。它参与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员，朝廷的官员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都有。大清派驻日本的最早两位公使，包括何如璋（1838-1891，被李鸿章称为“翰林馆中通晓洋务者”，1877年出任驻日公使，1882任满归国），包括后来写《*志》的黄遵宪（1848-1905，1977年出任驻日参赞，何如璋在日期间所写文件多为黄遵宪所拟，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都参加过他们的组织。再往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它们的成员，孙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们的成员。它们出版的杂志，官方语言是汉语。当时日本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会汉语是一个普遍现象。再加上泛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就是，振兴大东亚，把大东亚从白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
rrrrr大清在这方面的反应可以分为两种层面。对于日本交涉比较密切的那一批人，对这一方面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1836-1895，李鸿章部属，北洋舰队提督，甲午战争中战败自杀）、公使何如璋这些人，都是积极响应这方面的态度的。著名的长崎事件（1886年8月，丁汝昌率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舰到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展开“亲善访问”。北洋官兵登岸观光时，部分水兵在风俗场所酗酒斗殴，与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水兵还攻击了警察局，冲突导致水兵方面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一说10人死亡），警察方面死亡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多人受伤。事发后，北洋军舰一度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进行恐吓。两国谈判后，日方对清方进行了赔偿）中，当时的两国之所以没有打起来，跟丁汝昌当时抱有这种想法是有点关系的。当时的海军将领的权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通讯之类的不大灵便。当时在海外的外交人员和将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要大得多。像当时那种情况，北洋舰队的水兵已经在长崎跟日本警察打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舰队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权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是敌意很强的话，他真的可以升起军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没有这么做。理由是怎么说呢，因为中日提携，中日之间应该友好，结成一个联盟。最后双方是讲和，相互赔款了事。最后讲和的酒会上，丁汝昌还兴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说，我们大家都是东洋人，打来打去不好，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将来建立中日联合舰队，可以不要让欧洲人欺负我们。日本东道主对这一点表示非常赞赏。这是大清方面比较对日友好的这一方面的看法。
rrrrr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游说，包括像是曾根俊虎（1847-1910，海军军官、立志振兴亚洲的活动家，多次赴清考察，介绍何如璋、王韬等加入兴亚会。他死后，孙文曾为他扫墓）、胜海舟这些人都做过这些事情，跑到北京来，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够像日本一样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体和军队，共同对抗西方的时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这跟李鸿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像王韬（1828-1897，1848-1850年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1867-1870年漫游欧洲，曾应邀在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日本《循环日报》，1879年应日本友人邀请，赴日考察四个月）他们东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李鸿章幕府的人、洋务派督抚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经常交换思想，他们都是维新派。但北京朝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游说北京朝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接二连三碰钉子，灰溜溜地回去了。朝廷不是说要反对你，而是对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李鸿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鸿章本人在朝廷游说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常受这样的待遇的。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着反对，只要不理就行了。很多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最初进入政坛的时候，是抱着理想主义态度，在各国之间来回游历的，但是在北京碰了钉子以后，就一变而为反清，认为是大清不可救药，只有日本自己单干。这个原因也是双方面的。
rrrrr对大清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来说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鸿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这些总督打交道的。他们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还觉得这些总督府的人搞改革开放算是比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对大清整个绝望了。后来到甲午战争前夜，你看早期泛亚主义的分化，就可以看出这个背景来。走南方路线，或者是走总督府路线的这批人，对大清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线这一批人，最后就变成坚定的反清反华分子，觉得不打倒大清，什么事都没法说了。
rrrrr甲午战争是一场很奇特的战争。日本人的宣传部门好像怀有一种统战的心理，就是说，他们只反清，不*，号召十八省的义士把满洲朝廷打倒，然后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搞维新变法，好像他们是专门来搞革命似的。但是这个宣传不是完全落空的，后来孙中山他们其实干的也差不多就是这种事情。只不过这事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刚刚萌芽一点，后来才真正的蔚为大观。
rrrrr甲午战争这个关口过了以后，泛亚主义的团体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化，也就是说，以后，你很少看见朝廷一级的官员，像何如璋或者李鸿章手下的大员一样，理直气壮地捐五百两银子，加入兴亚会或者振亚社，然后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诗作赋这样的情况了。甲午战争以后，朝廷上层，至少北京这一块来说，跟日本算是结了仇了。以后你再参加日本的活动，就显得政治不正确了。但是民间还是这样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参加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的创立者。1894年曾支援朝鲜东学党；1897年认识孙文，此后一直大力扶助他；1901年组织黑龙会；1903年参加对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宣战，又协调孙文与黄兴，促成同盟会的成立）和曾根俊虎他们的活动。
rrrrr对于日本来说的话，甲午战争则是日本面临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维新志士，谁是当权派，谁是在野派，还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中；在甲午战争以后，它就要面临着一个升级的问题了。因为它是胜利者。在甲午战争以前，大英帝国和欧洲国家眼里根本就没有日本，只有大清。对于他们来说，东亚就是大清。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鸡零狗碎的。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就有渐渐升格为东亚主要国家的希望了。然后日本就面临外交政策的选择问题。泛亚主义意味着一种外交政策，就是说，日本要当东亚的领头羊，出来率领被压迫的东亚人民，搞维新变法，最后推翻欧洲人的统治。
rrrrr泛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呢？它是双重的，它认为西方的东西只有工具性的价值，东方的精神文明毕竟还是最好的。虽然我们现在迫于形势，必须接受西方的技术，而且接受得越彻底越好，但是这不是目的，不是说我们以后要变成西方人，我们还是东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术使东方强大起来以后，最终用东方先进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们，最重要的是，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最核心的价值观，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说是有一定华夏色彩的东西。
rrrrr这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并不奇怪，因为华夏文化或者说是儒家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非常国际主义的东西，它不是完全属于明清士大夫的。朝鲜就自己说它是小中华，它比清朝更正统一些，因为清朝是蛮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实地遵循了孔子的教导。而日本的国学家则说，日本人在道德性这方面比大清还要强一些，虽然大清原来是孔孟的故乡，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领军队打日本，他们也要反抗孔孟的①，因为日本人的道德还是比你们要强。而华夏主义或者说是孔孟之道归根结底是国际主义的东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国人的。这个精神在二战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当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但他的精神结构中间，他的内核部分还是没有改过去。所以泛亚主义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还有一定相当强大的基础。
1、山崎暗斋（1618-1682）问弟子：“如果中国派孔孟二圣率军攻打日本，我们这些孔孟的弟子该怎么做？”他的弟子答不上来，向他请教。他说：“我们应该拿起武器抗击，捉住孔孟以报国恩，这才是孔孟之道。”他的弟子浅见絅斋（1652-1711）恪守师说，继承“大义名分”立场，认为“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万世无穷之下，凡乱臣贼子弑君窃国者，未尝不以汤武为口实。”
rrrrr但是现实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泛亚主义那种意识形态说是，我们将来自强以后，解放东亚，反抗西方，这个是没有固定时间限制的，也许是十年以后，也许是一百年以后，也许是五百年以后，谁知道呢。但是现在，在甲午战争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外交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将来的外交是怎么走，我们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如果走泛亚主义道路，那岂不是说是日本要团结、要改造朝鲜和大清，建立一个东亚联盟来反抗西方么？
rrrrr这个道路在现实政治角度上讲是不好走的。一方面，这要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因为西方国家对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乱的时候，英国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为英国在远东的军队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联军到北京去维持秩序。但是同时，英国人也害怕日本说不定会跟大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西方。因为义和团用的口号就是，杀尽西方人，基本上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判断。而日本人再怎么说他也是黄种人，所以英国人还对他不是很放心，他担心日清两国会不会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欧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应了，派出大批比英国人多得多的部队到北京，服从八国联军的共同指挥，然后英国人才放下心来。英国是跟日本比较友好的国家，连英国人都是这样，你可以看出当时欧洲列强对日本其实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战争以后就打起大东亚团结起来反抗欧洲的旗号，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毁灭。
rrrrr另一方面，你要团结东亚来反对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团结得住，朝鲜和大清肯不肯听你团结。首先大清第一个就不答应，它一下子继承了大明*，觉得自己才是东亚的老大，如果让日本人出来当老大的话它要气死。同时刚刚被甲午战争打败了，正处在气不打一处来的状态下，它是怎么也不肯响应的。朝鲜呢，朝鲜处在内战状态中，一种内部分裂的状态中：事大党是坚决要求维持跟大清的传统关系，他们在内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张改革的；而开化党呢，在内政方面主张改革，在外交上主张联结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占到上峰。朝鲜内部的政策上的争论，跟外交上*还是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连在一起的。改革派同时也是*派，保守派同时也是亲华派，如果这时候的大清也能算“华”的话。就是这样的。
rrrrr所以一方面你带不动大清和朝鲜，另一方面，你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鲜，强迫它进行改革的话，还很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特别是俄国的干涉。像日本在朝鲜支持开化党的活动，就引起了朝鲜王室和闵妃家族向俄罗斯帝国求援。同时日本在大清朝廷内部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较保守的派别，提出大清应该依靠俄罗斯的保护，来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干涉这种学说，也就是把内政和外交给搅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带动它是很难的。
rrrrr如果联合大清和朝鲜的路走不通，另外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远东的另外两个强国就是大英帝国和俄罗斯。于是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现实主义外交分为三派。中日提携派，这其实就是明治时期泛亚主义的一个自然延伸，但是在现实政治角度来讲，这一招其实是最不明智的。另外一派呢，就是日俄协调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士出身，日本首任首相）。他的意思就是，欧洲国家是从海上来的，它关心的主要是贸易利益，也就是说，它对东亚大陆没有实质性干涉的欲望，它只想做点生意赚点钱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谱的，他们赚了钱就走人，他们不会做长久的干涉。但是俄罗斯是陆上的国家，而且俄罗斯是半个亚洲国家，他在亚洲的活动是扎扎实实的，他在亚洲要占领领土，要做长期经营，所以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真正对手不是大英帝国或者欧洲国家，而是俄罗斯。而日本的实际国力跟俄罗斯来说还是不相称的。日本虽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罗斯是大国，日本是小国，所以日本还是要和俄罗斯搞好关系。搞好关系的重要之处就是在于，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满韩互换论，也就是说是，日俄两国友好，分*范围：把大陆方面，鸭绿江以北的满洲交给俄国；但是俄国方面要承认，朝鲜归日本。双方划分*范围，这样就不起冲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国。
rrrrr这条路线的主要障碍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罗斯方面。因为俄罗斯跟大清一样，它对十九世纪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而且它也有种族主义倾向，在它看来，黄种人都是不行的，我毕竟是白种人，日本人是黄种人，而且又是小国，连大清这样的大国对俄罗斯都是奴颜婢膝的，日本一个小国算屁。尽管你愿意把满洲让出来，我还是不能满足，满洲是俄国的，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根本没有资格提这一点，因为我完全有能力把满洲拿下来，我用不着你日本人帮忙，但是朝鲜要由俄国和日本共管。也就是说是，我的本来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俄国人采取这种外交是有悠久传统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日俄利益交换论是日本一头热的做法，日本人拼命地想要跟俄罗斯达成协议，但是俄罗斯对他爱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里。如果在义和团事件以前，俄罗斯肯稍作让步，给日本人一点面子的话，说不定日本会变成俄罗斯的盟国也未可知。
rrrrr第三条道路就是山县有朋（1838-1922，长州藩士出身，历任陆军卿、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陆军元老）和桂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携论。他的理由是，英国是海上国家，日本也是海上国家，天然相似。大英帝国是全世界的霸主，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国的顺风车，这对日本是大有好处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能够行得通，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的政策是一个代理人政策，英国确实是像伊藤博文说的那样，它对占有领土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占有领土意味着它必须支付大量的行政费用。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搞大片的殖民地，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它，因为那样的费用是很高的。对它来说，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全世界都搞*贸易，大英帝国不占有大陆上的领土，而是在各个大陆上都占有相当于是香港这样的港口，通过这样的港口对各大陆搞*贸易，同时大陆上的各个政权愿意听大英帝国的话，乖乖地当大英帝国的代理人，代理人政权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付行政费用，英国人一个钱也不用花，只要这些国家愿意跟英国搞好关系，英国是不希望占领太多领土的。你想，英国人占领了香港以后，他有没有想去继续占领广东呢？他没有这种想法。这样做对他是倒找钱吃亏的事情，有香港做贸易，他能够赚钱就行了。广东的行政管理费用，让大清去付就行了。关键是大清要有一个友好的政权，这个友好政权要懂得怎样维护*贸易和私有财产，大家做好生意，让大英帝国能够赚钱，我其实是不贪你领土的。
rrrrr大英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极力扶持李鸿章，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它并不真的想占领大陆领土，而是希望大清建立对英国友好的关系。后来在大清和日本争夺朝鲜的时候，大英帝国长期支持李鸿章，原因也就是在于这一点，他觉得李鸿章是东亚搞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人物，把他扶起来是有好处的。有李鸿章占领了朝鲜，俄国人就进不了朝鲜。因为俄国人当时接近了朝鲜的巨文岛②，俄国是最大的威胁。俄国在近东地区企图争夺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峡，威胁到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东地中海的*。在中亚方面，灭了布哈拉埃米尔国（建立于1785年。1868年，俄罗斯帝国入侵，1873年埃米尔国沦为俄罗斯保护国。1920年，布尔什维克入侵，末代埃米尔逃往阿富汗，红军宣布成立布哈拉人民*）和浩罕汗国（建立于1740年。1876年，俄罗斯帝国攻下浩罕城，末代可汗出降，浩罕汗国灭亡），逼近了印度的边境，使印度的西北边患严重的紧张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大博弈了，因为进攻*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俄国。在东线，俄国进犯满洲，觊觎旅顺口，觊觎朝鲜南部的巨文岛，企图在远东建立永久性的不冻港，这对大英帝国的远东霸权是一个威胁。但是大清对大英帝国不是个威胁。大英帝国很希望大清建立一个缓冲国，像土耳其帝国一样。英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和1878年柏林会议的时候，极力支持土耳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恰好可以堵住俄罗斯南下到地中海这条道路。而大清在远东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样。把大清扶起来了，俄罗斯就进不了温暖的海域，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就可以安全无虞，*贸易搞好了。至于大陆上大清占多少土地，对英国人来说是无所谓的。
2、巨文岛处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国南下的要路。1885年4月15日，英军占领巨文岛。朝鲜宗主国清朝先是默许，后在俄国压力下表示反对。李鸿章在5月29日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表示：“得英船横鲠于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1887年2月27日，英国军舰撤离巨文岛，而俄国*作出了永不占取朝鲜土地的承诺。
rrrrr但是大清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太不争气，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而且尤其要命的是，李鸿章签了一个致命的《中俄密约》（1896年6月3日，俄罗斯帝国利用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清朝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把旅顺口卖给了俄国人，使俄国人的*一下控制了整个满洲。这样一来就等于使大英帝国原先的计划完全扯淡了。大英帝国支持北洋舰队，就是想让它占在旅顺口和朝鲜，不让俄国进这些地方。但是李鸿章为了报复日本，竟然自己动手把俄国人给请进了东三省。大英帝国是非常不高兴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它需要另一个代理人，替它在远东把俄国人打回去。但它又不高兴自己来，它亲自占领太多的领土对它来说是不经济的。大清已经不行了，还能靠谁呢？显然，最合适的代理人就是日本。
rrrrr于是双方就出现了一个一拍即合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国方面碰了钉子，在朝鲜和大清方面号召不动，正想要找一个欧洲保护人和领路人，因为它毕竟是新晋的小国，对西方那套还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人教它，各方面都需要有导师，而大英帝国毕竟是全世界的最大的霸权国家和领袖国家，所以英日同盟的签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它等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土耳其式的远东代理人，以后它就等于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大英帝国掌握海权，统治全世界；土耳其作为它的近东代理人，堵住俄国南下；阿富汗王国作为它的中东代理人，隔断俄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日本作为它的远东代理人，把俄国在满洲的*挡回去。这样一来，它就实现了它自从无敌舰队以来一向的目的，就是说绝对不容许欧亚大陆上出现过于强大的陆权国家，一定要让大陆的各个陆权国家处在相互牵制的状态，同时海上的权力由大英帝国独霸。这是英国一贯以来的基本政策。日本符合它这个基本政策，于是就充当它的远东代理人。这就是三次英日联盟建立起来的真正背景（分别签订于1902年、1905年、1911年）。
日同盟的建成，对日本内部的宪法结构有巨大的影响。因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是处在一个混沌未定的状态，它以后走哪条路其实跟后发国家差不多，外交会直接影响内政。如果大清能够扶植得起来，它走上泛亚主义的道路，那它有可能搞成一个东亚共同体这样的组织，把中日韩连起来对抗西方的；如果它走亲俄的道路，那么它就会走上一条欧亚主义的道路，也是变成一个大陆国家的联盟来反对英国的海上*；走上英日同盟，那就是意味着东亚的国际协调体系正式建立了，日本作为英国的代理人，它必须按照西欧国家的规范去塑造它内部的宪法结构，因此日本必须是一个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走海军为中心的路线，在外交上采取追随英国的政策，在远东首先体现为以英日协调为基础的国际协调。rrrrr英国人是很会利用日本的，这就是说，它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它的目的。英日同盟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英国负责制定规范，而日本负责干活，去出力维护这些规范。英日同盟签订以后，英国人很少在远东用兵。在义和团之战的时候，英国只派了为数极少的一点点英国军官过来，这些军官在威海卫停留了一下，招募了一些山东人，然后带着这些山东人在大沽口登陆，然后他们说这些山东人就是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的英国军队了。实际上英国军队根本就不想打仗，它依靠的是日本军队。日本人是下了血本的，派了几万人，而且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英国人派来的是象征性的、礼仪性的部队。但是日本人负责执行英国人的政策。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也是这样。英国把海军主力全部撤到北海去，负责监视德国人，把远东空下来，然后组织一支英日联合舰队去清除德国的太平洋舰队。名义上叫英日联合舰队，其实英国人连一艘大军舰都没有，全都是日本的军舰。而日本人是把家里面的打狗棒都拿出来了，全部主力都拿出来追杀德国人。
rrrrr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德国的海军是仅次于英国的，而德国的太平洋舰队比德国的地中海舰队还要大。英法联军在地中海追剿德国地中海舰队，结果没有追上，那支舰队一股脑开到君士坦丁堡去。而德国舰队一到君士坦丁堡，立刻就引起君士坦丁堡内部的政变。本来土耳其帝国传统上来讲是亲英反德的国家，但德国舰队一开到的话，内部的权力倾向就改变了，亲德派一下就占了上峰，于是土耳其倒向德国去，配合德国*达达尼尔海峡。这件事情实际上最后就是送了沙皇的命。因为俄国一旦被*以后，俄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出口外贸都被卡在达达尼亚海峡，进不了地中海了。但是如果德国那两艘军舰就在地中海被皇家海军歼灭了，那么土耳其人会不会加入德国这一方是很难说的。因为土耳其或大清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没有先进武器，国内又有不止一个党派在争夺，这时候如果哪一方突然得到强有力的外援支持的话，那就马上能够打破国内政治平衡。后来蒋介石在广州能够得到苏联武器，一下子就打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权力平衡。本来以前孙中山北伐的时候是始终打不出广州的，一旦得到苏联支持他就可以打出去了。这就是一个显然的证据。本来恩维尔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强力人物。一战初期，他接收了逃到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军舰，并默许它们袭击俄国舰队、炮击敖得萨等港口，造成既成事实，把土耳其拖进一战）和杰马尔帕夏（奥斯曼帝国末期，恩维尔帕夏 、*·塔拉特帕夏（1872-1921）、阿赫迈德·杰马尔帕夏（1872-1922）组成了“三雄”寡头政权）这几个人是相持不下的，德国舰队一来，恩维尔帕夏立刻就占了上风，改变了土耳其的权力平衡。可以说是，国体还没有确定的后发国家，国内的政治平衡都是很脆弱的。朝鲜的开化党和事大党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由甲申政变（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协助下发动政变，试图使朝鲜脱离宗主国清朝而独立，并改革朝鲜内政。12月6日，袁世凯率清朝驻朝军队镇压了这次政变，并扶持亲清的事大党。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打破的。
rrrrr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初期，它的权力平衡也是不稳定的。像最先*的，其实是伊藤博文那一派，如果在伊藤博文他那派还能*的时候，俄国人能够适当的配合他一下的话，那么日本后来的发展路线就截然不同了。就是因为俄国人不配合，伊藤那一派走不通，外交上走不通，内政上也就很难走通，他也就跟着*了。在山县有朋和桂太郎上台以后，英日联盟的步骤就一步步打开，最后等到英日联盟缔结以后，日本的基本道路就被锁定了，它必须得在外交和内政上都要学着英国，跟着英国走，当英国的代理人。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个紧要关头上，日本人在远东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充当英国的代理人。你也可以说是日本这个代理人当得相当老实，它有机会占便宜的时候都没有利用。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它如果采取分割东北的措施的话，当时其实是没有人能拦住它的，英国人也不一定会反对。但它对英国人主持的国际体系是异常忠实的，绝对不越雷池一步，而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英国人也相当信任它。
rrrrr这一点对*内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最初在甲午战争以前，本来很有希望在中日两国都获得政权的泛亚主义者，在中日两国同时都失败了：梁启超也好，孙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在大清这方面都是失败者；在日本这方面呢，曾根俊虎也好，头山满也好，玄洋社也好，内田良平这些人也好，也都变成了失败者。这时候就面临着你是做现实主义者还是做理想主义者的问题。如果你说，东亚文化毕竟还是好，我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们虽然是讲现实的，但我是要坚持我自己的理想，那你就很难做官了，因为你主张的政策跟内阁首相和大臣的政策不一致，那么大臣是不会用你的。要么你就改变自己的立场，你去配合现实主义。所以就当时日本的国内气氛来说，其实是，理想主义者在野，坚持泛亚主义的立场；而现实主义者在朝，实行亲英的外交政策。
rrrrr比较现实的人，像后来的首相桂太郎，就改变了立场。你去查桂太郎这个人的履历，你就会发现他开始进入政坛的时候，跟曾根俊虎、内田良平、头山满他们那些人是一伙的，他们都是振亚社、兴亚会那些组织的成员，他开始的时候也是主张泛亚主义的。但是在官方这一层面，泛亚主义的路线走不通。日本走向亲英的路线的时候，他自己也改变了路线，不但改变路线，还做得非常积极，极力配合推动英日联盟的缔结，所以他的后半生变成了英日联盟的积极支持者。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像曾根俊虎、宫崎滔天（1871-1922，孙文的好友和资助者。曾约请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支持中国革命；曾参与促成哥老会、三合会和兴中会之间的合作；曾将孙文介绍给犬养毅；曾为革命党人采买军火）这些人，他们是坚持原则的，他们认为日本武士道就包括了只讲道义、不讲事功这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做不做官、发不发财不重要，坚持理想主义才是重要的。那就是说，至少在*坚持英日联盟这一段时间内，你这一派人就别想做官了。
rrrrr他们在官场没有办法发展的结果，就是建立了民间的革命团体。民间的革命团体有两重意义。用中国式的话来说，那就叫做什么呢？内争*，外争国权。在国内内政上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反对当权派。当权派的政策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讲，走官僚资本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讲，走亲英和配合欧洲列强的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不够理想主义的。等于说是在外交上你跟英国人走，就等于是帮助强者欺负弱者。大家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而你却帮着白种人，配合白种人，当白种人的代理人。这样做虽然是有实际利益的，跟着大英帝国走有糖吃，自己搞泛亚主义那是没糖吃的，但是这样做是不高尚不光荣的。另一方面在国内，你采取的是帮助富有的资本家，把老百姓放在一边的这个政策。在国际上你是帮着强者整弱者；在国内上呢，你是帮着有钱人整没钱人。而天皇不是这样的，天皇是爱民如子的，是穷人的救星和大靠山，而你们跟着资本家走，这难道是天皇的本意吗？这绝对不是的。这是天皇被奸臣蒙蔽了。我们这些真正的忠臣，绝不相信这是天皇的精神，我们完全理解天皇的精神跟人民是一体的，我们爱人民，爱天皇，就是不爱你们这些资本家。在国际上我们要打倒你们跟欧洲人合作压迫黄种人的路线，在国内我们要打倒你们跟资本家配合，蒙蔽天皇，压榨人民的这种反动路线。这就是泛亚主义者在明治后期和大正前期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革命路线。
rrrrr革命路线产生了早期的民权运动。民权运动有一个著名的组织就是玄洋社。大家对这个玄洋社改名以后的名字比较熟悉，玄洋社改名以后改叫黑龙会。但是玄洋社开始产生的时候，它是*民权运动的主力。*民权运动（1874年开始兴起，向藩阀*提出开设议会、减免地租、保障言论与集会的*等要求，1890年帝国议会开设后，该运动仍继续进行）在国内和国外这两大领域采取实际上行不通、但是喊起来非常有诱惑力的理想主义的口号。民权运动在*内宪法结构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它最初发挥了有效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把明治以后初期由派阀和华族垄断的统治体系给动摇了，迫使开放内阁，局部地进行让步，局部地引入了一些议会政体的因素。照伊藤博文的说法，他对付这些民权派不断捣乱的做法就是，只能藏身于衮龙之袖，希望天皇下诏，解散国会，这样维持内阁本身。但是天皇解散国会又重新选举，*民权派仍然能够得到相当多的选票，这些选票仍然能使他们在国会中给*不停地捣乱。最后的政策是进行让步。这个让步在各国议会政治初期都出现过，就是当权派让步，容许政党组织分享一部分权力。日本政党政治开始形成，可以说是*民权运动立了很大功劳的。
rrrrr但是成功以后，他们就开始分化了。因为政权一旦开放，就意味着原先的反对派可以通过议会补选，你也有做官的希望了。有了做官的希望，就自然有人禁不住诱惑，当初我们搞*运动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我们也能做官吗？现在他们让我们做官，我们还闹什么呢？我们直接被收买不是更好么？于是*民权运动也就自动地分化重组了。这个情况跟十九世纪*运动差不多，等到社会党人有资格组阁的时候，那我们还要不要*呢？像米勒兰（1859-1943，1885年作为社会党人被选入众议院，1899年进入内阁任商业部长。1920年当选法国总理，后来又以温和派联盟领袖的资格当选总统）这种人就是，只要能当上内阁部长，Marx不Marx的，那可以放一边不管。比较极端的，像Lenin这些人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打倒议会政治，该死的清谈馆。其实日本*民权运动也是这样的。比较现实主义的那批人，在经过*改革以后，就被*收买了，变成了*的一部分。而坚持不妥协的这部分，其中就包括玄洋社，他们就觉得，议会斗争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要把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渐渐走向了暴力革命甚至*的路线。在欧洲，Lenin他们这一派，最后和社会*党人分道扬镳，就是因为这一点。而玄洋社这个组织呢，它在日本政治的生态位当中，跟其他的*民权派组织的关系，也就恰好是XXXX跟社会*党人的关系。社会*党人是可以收买的，进入*；而XXXX则是无法收买的，坚持在*外闹革命。
rrrrr*外闹革命，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寻找革命的薄弱环节的问题。因为在*内的话，他们是没法成功的。以前*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够对*形成有效压力，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大选在议会中赢得大量的席位，给伊藤博文这样的大臣制造很大的麻烦。但自从伊藤博文采取开放政策，让*民权派中的现实主义者入阁以后，那就不一样了。现实主义者一旦入了阁以后，剩下的理想主义者就变成极少数了。因为*民权派的大部分*自己有希望入阁以后，他们自己就跑去当大臣去了。你留在民间这些极少数的少数派就变成国会中的永久少数派，像现在的日本XXX一样，每一次国会选举你都可以拿几个席位，但是*才不在乎你几个席位呢，它已经把几百个席位拿到手了，你愿意当你的永久性反对派你就去当你的永久性反对派去吧，我们才不鸟你们呢。这样就出现一个情况，如果你只搞议会斗争的话，那你就是万年反对派，永远没希望。
rrrrr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像列宁一样得出结论：必须把议会斗争和暴力斗争结合起来。于是办法就是暗杀。暗杀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加入二战，跟激进分子的暗杀很有关系。但这事儿不是二战才开始的。玄洋社早在日俄战争以前就搞过暗杀活动，像日本当时的文部大臣就是死在他们手里面的（1889年2月11日，主持教育改革、被传言说成基督徒、被传言说在参拜神社时行为无礼的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在准备出席明治宪法颁布庆典时，遭国粹派青年刺杀）。他们杀文部大臣，就相当于教育部长，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我想现在的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是，你用西方那些走歪路的邪恶文化来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我们日本的国粹是怎么怎么样的，你用西方那些教材来教育日本的青少年，那么日本将来的青少年到底还是不是日本人呢？你这样教育下去不是把他们都变成白种人的走狗吗？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暂时失败不要紧，但是我们是要争取下一代的，你这样腐化青少年，不杀你怎么行呢。这是他们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国内搞暗杀。
rrrrr同时在国外呢，他们也要破坏日本的外交政策，重点就是破坏辛丑条约以后日本追随英国、对大清和亚洲大陆维持条约体系的政策。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在大清和俄罗斯发动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他们的政策是解放全亚洲，也就是说，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要团结起来，把压迫者赶走。对于他们来说，俄国人是压迫者，越过黑龙江入侵我们，我们要把他赶回黑龙江以北去。所以他们把玄洋社改名为黑龙会，这主要就是日俄战争前夜的刺激。当时日本和俄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呢？把俄国人赶出满洲，这是一个民间的重大口号，它既是日本革命党人的口号，也是中国革命党人的口号。同盟会当时还没有成立，在东京的革命留学生当中，采取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组织拒俄义勇军（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撤军回国，唯独俄国军队赖在满洲不走，并进一步增兵逼迫清廷。1903年4月，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200余人当即签名参加。清*获悉后，密令逮捕回国代表，同时要求日本*解散学生军。 5月11日，义勇队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进行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拒俄义勇军背后的支持者是谁？玄洋社。拒俄符合谁的利益呢？首先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是反俄的主力，只有日本人才能够真正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
rrrrr然后，大清和日本官方联合起来，把拒俄义勇军给解散了。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组织对俄国不利，日本官方还要解散这个组织？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组织是日本内部的革命团体所主持的。它表面上讲爱国主义，但这个爱国主义，矛头是直指日本*的。他们讲爱国主义，就是讲泛亚洲主义，实际上就是说，日本在朝的*是欧洲人的奸细，没有维护亚洲人的利益。我们到民间发展，维护亚洲人的利益，搞国际主义团结，就包括有推翻国内*的企图。所以日本官方要先下手来镇压你。这个道理也就跟*要镇压*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一样。不是说*跟日本的关系很好，而是因为*搞反日运动，其实就是想煽动民众，说*不爱国。所以目的表面上是对付日本人，其实是对付*的。玄洋社他们支持拒俄义勇军也是这样的，表面上针对俄国，其实是针对日本本国*的。而大清要镇压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些人是革命的胚芽，他们要把俄罗斯赶过黑龙江，也必然的要把大清赶到长城以北，这件事情是马上就会发生的。因为大清和俄罗斯一样，都是一个外来政权。你搞了这套泛亚主义，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俄罗斯人和满洲人、蒙古人同样都是驱逐的对象。
rrrrr泛亚主义者搞国际化经营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孙中山和他的朋友。孙中山搞的最初的起义，惠州起义（1900年10月），实际上就是内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经营的。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只会说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把他们背后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实这一点非常危险而不公正。因为，坦率说吧，早期革命党中最有实力、最有行动能力的，恰好就是日本人。中国式士大夫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说，会写文章，不会打仗，也不会做事。他们的办法就像鲁迅很讽刺地描绘的那样。徐锡麟被杀以后，革命志士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坐下来喝酒，撕乌贼鱼下酒，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阵子，然后派日本浪人到中国去把徐锡麟的家属给接出来①。你不能够问一句，他们喝了这么多酒，说了这么多话以后，他们怎么自己不去接，让日本人去干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行动能力就是比他们要强。日本浪人在孙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运送军火是他们，运送消息是他们，最可靠的是他们。孙中山背后有一个宫崎滔天，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都是振亚社的早期成员，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没有日本人经济上的支持，来回奔走跑腿，中国这些行动能力薄弱，而且天生就相互猜忌的士大夫，不一定会团结起来。
1、《朝花夕拾·范爱农》：“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
rrrrr不要说别的，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就很难团结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成立中国同盟会，如果按照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话，会把它描绘成跟井冈山会师一样，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朱总司令一起来到井冈山，你看了这些记录以后，根本就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国际这个东西存在。或者你以为*专业撒谎，以为*的历史就是真的，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看*记载的那些历史，就会发现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高风亮节的革命领袖，在东京相遇以后，一见如故，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就变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决定为了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把革命事业团结起来，建立中国同盟会，在团结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不服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的领袖，黄兴义薄云天，高风亮节，迫使他的支持者让步，尽管华兴会在人数上占优势，还是把孙中山给捧起来当领袖了。你看了以后会觉得黄兴很伟大，孙中山也伟大。
rrrrr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孙中山是内田良平的朋友，黄兴也是内田良平的朋友，宋教仁也是内田良平的朋友，他们三个人在彼此认识以前，都拿了内田良平的钱，分别在两湖和广东已经搞过N多次起义了，但都失败了。失败以后，他们在大清混不下去，都跑到日本来。内田和黑龙会的人合计了一下，觉得革命*还是团结了才好，于是就做了很多牵线的工作，说服他们最好团结起来。在牵线的初期，他们谁也瞧不起谁，广东人尤其是瞧不起两湖地区的人，他们只认他们的广东老乡，但是最后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关键问题在于，钱是日本人出的。如果日本人不出钱的话，兴中会和华兴会双方都要面临着马上混不下去的狼狈处境。所以到最后还是日本人说话算话，孙中山和黄兴热情拥抱以后，决定大家团结起来。日本人根据他们封建主义的理解，就是说，孙中山再怎么说也是长辈，既然是长辈，大家就认这个长辈当名义上的头领了。但是你这个名义上的头领，照封建主义的习惯来说，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说了都算的，做事情还是由底下的封臣去做。这是日本人对他们团体的领导。不过，这一点，同盟会成立以后从来就没有做到。
rrrrr然后你再看看同盟会组成的名单，妙处在于这个名单中间有一半是日本人。1905年同盟会创始人的名单，这个名单中间有一半是日本人。从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我可以举几个名字：第一位，内田良平；第二位，宫崎滔天；第三位，曾根俊虎；第四位，头山满。剩下还有好多人，就不用说了。这些人在后来的历史书上，他们的身份是三杰。如果有些历史书在明治时代提到他们，那就是说他们是伟大的维新志士；如果在辛亥前后提到他们，他们是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提到他们，他们是万恶的军国主义者，侵略亚洲大陆的主要罪魁祸首，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孙中山就在这些人的保驾护航之下成立了同盟会。
rrrrr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的故事，我们都清楚，革命爆发的当时，孙中山还在美国。他是怎么样得到消息的呢？后来有很多说孙中山坏话的人，说孙中山在洗盘子，什么什么的，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孙中山可能是洗过盘子，也打过工干这些事情，但是他不会说是愚蠢到非要到报纸上登出消息以后才得到这些消息的。因为有人负责给他通风报信。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两个人都是日本的重量级人物，是他们两个首先把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通知孙中山的，也是他们给孙中山买好船票，送孙中山回国的。孙中山一开始回国下船的时候，是头山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到码头去接他的，当时武昌军*那批人和南京临时参议院那批人还根本没有把孙中山放在眼里。首先接船的人是谁呢？是黑龙会的人。黑龙会到美国去通知孙中山，再把孙中山接回中国。然后再过了几十天，孙中山才跟南京和武昌的革命党人接上头，然后接下来才当上了临时*的大总统。
rrrrr然后你再研究一下临时*的那份名单，你就可以发现临时*是由三元结构组成的。第一张名单是内阁总长的名单。你发现这里面也就只有陆军总长黄兴是革命党方面的人，大部分内阁阁员是立宪派或者地方士绅的人，像浙江士绅汤寿潜（1856-1917，浙江士绅领袖。翰林院庶吉士出身，1900年参与推动东南互保，1905年创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1906年起领导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南京临时*任命他为交通部长，未到任）这些人。可以说是在总长这一级别，南京临时*是一个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联合*。孙中山虽然是总统，但是内阁成员大部分是立宪派的人。
rrrrr但是你再看次长那一级，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次长全都是同盟会的人。次长比部长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部长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临时*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长的名义，但是部长愿不愿意当这个官还很成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大佬，地位已经很高了，他们愿意出面到临时*当官，那是他们给临时*面子，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成立临时*，就好像说，黎元洪愿意出任武昌军*都督，这就表明着，湖北的士绅和上层人物愿意支持革命；如果他们不出来当官，那就是一种麻烦了，说明革命军只是一帮无名小辈，上层人士不支持革命军，那么革命*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就很成问题了。所以黎元洪愿意给你面子出来当这个都督是革命党占便宜，而不是黎元洪占便宜，黎元洪已经是上层人物了。他出来以后，革命军就吃了定心丸，证明说是，士绅阶级愿意支持你。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士绅阶级如果不支持你，你的军费就没有着落。所以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事情。立宪派愿不愿意支持孙文是很成问题的事情，就算是愿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于形式，他们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名义上他接受了总长这个职务，实际上他不一定到部办事。部务是由次长主持的，次长是同盟会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负责的人。
rrrrr还有第三份就是顾问。孙中山开出的这个南京*的顾问，所有的顾问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龙会会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些人在南京临时*中间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党中间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隐藏在幕后，替他来回奔走，像内田、头山这种人，替孙中山跑腿，替他准备二次革命，他们是孙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外围那些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是孙中山的统战对象。这些日本人才是孙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rrrrr这时候，辛亥革命胜利，对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来说，差不多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对于欧洲社会党国际一样。尽管他们的中心是在日本，但是日本这个堡垒很坚固，推翻日本*是不容易的。虽然他们把首相也都刺杀过了，大臣也刺杀过了，炸弹也扔过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已经干完了，但是日本*还是很稳固，没有要马上倒台的样子。但是大清，像沙皇一样是很脆弱的，它的*一下子倒台了。我们虽然在日本本国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革命兄弟已经在南京成功了，无论如何这是革命*的一个重大成就。现在是大肆活动的时候了，现在就是争取革命下一步成功的时候了。
rrrrr辛亥年的外交活动，实际上就包含了两层。一层是日本的现实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跟英国配合，尽可能的维持东亚的现成秩序。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东亚主要是有两个用处。第一个用处是国际贸易。英国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国际*贸易体系的主要维持者。它不希望爆发规模太大、太长期的战乱，战乱损害贸易，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希望远东的形势尽快平息下来，由大清当权还是由袁世凯当权还是由其他什么人当权，英国人并不在乎。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当权者必须是能够维持条约体系，维持国际贸易，维护英国利益的，满足这些条件就行了。但是孙中山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有一点很简单，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他没有办法实现维护国际贸易的这个任务。袁世凯开始也不是一定能维持得住的，北京的公使团在革命初期观望了很久，看看到底是谁能够支持，谁不能够支持。各省的将领各自表态通电发了很久，最后在英国公使朱尔典（原名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是多年故交）和袁世凯进行秘密谈判以后，最后袁世凯放出风声，谈判已经有了结果以后，然后各省将领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段祺瑞那些人在袁世凯和朱尔典的联合公报发表以前，还在通电说，他们要誓死效忠大清；通电发表以后，他们就立刻表态，要拥护袁世凯建立共和政体了。南方的革命*原先是给你许诺，只要袁世凯愿意倒戈，愿意像对付黎元洪一样拥戴他，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直到他跟英国人谈出了结果以后，他才正式表示，愿意接受南方提供的总统职位。在这个过程中间，等于说英国人和国际体系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rrrrr而日本呢，日本官方的外交家，他们是坚持要追随英国的。因为日本在以前十年，因为追随英国已经得到很大好处，日本从小国变成了大国，变成了东亚的领袖国家，他们认为以后仍然要继续追随英国，帮助英国维持远东秩序，以前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跟着英国人走是有糖吃的。但是革命党人不是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大清帝国就不应该存在。第一，日本在满洲出了这么多血，大清倒台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满洲割过来归日本；第二，孙中山已经答应了，孙中山在南京缺钱的时候，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合约，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人再替他筹款，这个是天作之合；第三，就是满清皇室的内部的宗社党也不高兴接受共和政体，他们希望带着皇帝回老家去，回到东北去，恢复大清在多尔衮入关以前的格局。你们汉族人不要我们了，行，我们回老家行不行，你们大明朝请我们进关以前我们就在关外，关外又不是大明的地方，我们回去还不行吗，你们不要我们，我们回家去行不行。这是他们的逻辑。同时东北的将领，像张作霖这些人，在镇压了本地的革命党以后，组织了东三省保安会，他们也表示，他们不肯接受南方人的统治，希望皇帝能够回到热河或者沈阳。
rrrrr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日本*的态度不够坚定，但大清这方面，无论是皇室也好还是南方*和北方*的力量，都会很高兴让大清沿着长城一分为二，南方革命党建立中华民国，而北方复辟大清帝国。这个大清帝国肯定要接受日本的保护的。日本人当时如果态度稍微冒进一下，东北在这个历史关口就会落进日本人手里面了。当时黑龙会是上蹿下跳，内田良平、头山满这些人是上蹿下跳，极端热闹的。像孙中山的部下，戴季陶这种人，是跟着他们到处在东北和其他地方乱跑的。你得注意革命党在东北本来没有什么太多*，孙中山的嫡系是广东人，后来共进会那一批人是长江流域的人。他为什么要去东北？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东北有*，他们是替日本人跑腿的，想把东北分裂出来。
rrrrr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日双方的革命志士在中国方面暂时成功，但是在日本方面失败了。日本*最后坚定决定追随英国。他们一旦跟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南方的革命党就没戏了。孙中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没有钱。自从惠州起义以来，他有的钱还是日本黑龙会那些人给他筹的那些钱。按照孙中山自己的标准来说，这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孙中山想捞到五十万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那些人，按照日本的标准来看，他们也是在野党，也是穷鬼，*才有大钱，资本家才有大钱，他们这些革命志士，按日本的标准来看是穷鬼。但是穷鬼也有比穷鬼更穷的，在中国革命党人来看的话，黑龙会就是很有钱的了，同盟会如果不是黑龙会动不动五十万五十万的给钱，它简直当场就要饿死了，就不要说是买武器来革命了。他们就是靠黑龙会分出来的那点零钱给自己续命的。但是日本人一旦跟列强达成协定，尤其是成立了以威尔逊总统所鼓吹的六国银行家组成的银行团以后，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出面一带的话，日本的大银行家都决定要出这笔钱加入银行团。这个银行团不是简单的事情，就因为这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资本家都决定用日本的外交资源和财政资源来支持袁世凯的*。这个决定一出，孙中山就没戏了
次革命是孙文在绝望中的一个挣扎。可以说，在它开始之前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列强和国际资本主义都已经下定决心支持袁世凯了，孙文唯一的支持者还是内田良平这些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想尽办法，通过日本理想主义者的募捐活动，苦哈哈地给他送去了几万块钱。没有这几万块钱的话，他没有办法买到第三师，连津浦铁路这场仗他都没法打的 （1913年二次革命中，第三师为主力之一，扼守徐州，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冯国璋部南下。由于缺饷发生过哗变，被平息） 。但是这一仗很快就失败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的失败，它同时也意味着是内田良平和日本泛亚主义者的重大失败。这次失败不仅花光了他们的钱，而且也使他们在日本*和舆论内部都变得很不得人心，变成了所谓的麻烦制造分子和捣乱分子，日本*对他们实行严密监视和严格控制的政策，以至于1913年、1914年以后的十年，泛亚主义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进入了最低潮。rrrrr最低潮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日俄两国甚至达成了和平协议，以瓜分东北*范围为条件，规定北满归俄罗斯，而南满归日本（1907-1916年间日俄四次签订密约，划定在满洲和内外蒙的*范围）。关键不在于这个和平协议具体内容是怎么达成的，关键在于这个和平协议的达成在*内舆论来看，就是英日同盟签署以来，日本当局的进一步背叛，日本当局彻底背叛了解放全亚洲的梦想，不仅跟英国人达成协议——英国人还好，至少没有直接压迫亚洲人——还跟俄国人达成协议，那就是绝对是彻底的背叛了，因为俄国人是直接占领和压迫亚洲人的土地。而黑龙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把俄国人赶出满洲，而日本当局却主动跟俄国人签署协定，把满洲送给了俄国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最终极的、最伤心和最痛苦的背叛。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泛亚主义的最低潮。
rrrrr最低潮不是说它没有民间力量。实际上日本在二战以前，可以说是上层人士比较亲西方，但是人数上不多；民间上反西方的*是很大的，但是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行不通，被压住了。如果你在日本上层中去找，有很多资本家，特别是外交界人士和海军界人士是强烈亲西方的。反西方的人也有，但是暂时不占上风。但在民间那个层次，在野的那个层次，如果搞公民投票的话，那么反西方的是大多数。如果当时日本实行普选制的话，泛亚主义在普选中获胜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时日本不是普选制，而是有产阶级选举制。在上层人物中，泛亚主义的色彩就比较淡薄了。
rrrrr这可以说是后发国家的一个常见现象。你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俄罗斯的贵族阶级讲法语，把自己当作欧洲人；而农民和老百姓痛恨欧洲人，觉得他们跟欧洲人不一样。土耳其也是这样的：上层的土耳其苏丹也好，还是后来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好，还是凯末尔主义者也好，他们尽可能地想把土耳其变成一个欧洲国家；但是下层民众呢，往往是虔诚的*徒，觉得我们跟基督教徒总是合不来的。所以土耳其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西方欧盟要它实行*，但是实际上，土耳其最亲欧的*在国内非常反对*，他们支持军事政变。因为一搞*的话，国内的**就要上升。搞*，一人一票投票的话，*主义者很可能依靠穷人的支持，通过议会政治掌握政权。像所谓的土耳其繁荣党（1983年成立，公开反对世俗化，主张按照*义治国，联合*国家对抗西方。1998年被土耳其宪法法院投票取缔）其实就是这些人。他们掌握了政权搞*化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就会出来发动政变，把这些*的和*的*压下去，重新恢复亲西方的路线。土耳其在战后不断发生政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少数上层人物通过反*的手段维持西方的价值观，而下层的*分子通过*的手段颠覆西方的价值观。而恰恰西方就是支持*的，所以这个矛盾是没法解开的。
rrrrr俄罗斯的情况其实跟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是这样的。黑龙会这批人提倡的国粹主义、亚洲主义在民间是很有市场的，但是在上层人物中间是上不了台面的。比较现实主义的人都知道，当今世界还是欧洲人的天下，搞反欧洲是没有前途的，一定要压住。让这些人上台，那就等于是让义和团上台，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有极大的危害。但是这些人在民间活动，老百姓反倒是比较支持他们。
rrrrr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内的泛亚主义就处在这种情况下。上层人士对他们越来越深恶痛绝，尽力压住他们，但在民间他们还能够混得下去。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处境都已经这么难堪了，孙中山的处境当然是更难堪的了。孙中山到二次革命以后，他就逃到日本去。逃到日本去，他的办法还是到处游说日本人，大讲泛亚主义的好处，希望日本来支持他。但是支持者已经很少了，而且全都是民间人士。支持他的人自己在日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日本上层的政治家把他们当瘟疫一样，基本上是闭门不理，怎么说也不肯理他。他就这样在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混过了从1913年到1923年这悲惨的十年。
rrrrr你翻查记载中国革命史的著作，会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十年。为什么会失败呢？就是因为日本的当权派跟袁世凯和段祺瑞达成了协议，他们决定支持北洋*，首先有善后大借款（民国成立之初，财政异常困难。1913年，北洋*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后来有西原借款（1917年，寺内正毅内阁接受亲华人士西原龟三的策划，对段祺瑞政权借款1.45亿日元），这些都是日本精英阶级支持北洋*的证据。但是日本精英阶级不是无缘无故地支持北洋*，他们是为了英国主持的国际秩序而支持北洋*的。他们希望日本人做国际秩序的优等生，跟着英国走，通过合法途径给日本人争得地位，因此他们不希望采取反西方的革命手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内的泛亚主义者在明治维新以前还是声势浩大，在这个时候却处于革命低潮，变得很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日本的泛亚主义抬不起头来，而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保护和抚养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也就跟着抬不起头来了。孙中山在中国的失败和北洋*在中国的胜利本质上讲，它是日本现实主义者战胜国内泛亚主义者的结果。而日本现实主义者和亲西方派战胜国内泛亚主义者实际上又是国际关系演变中实力对比的体现。它是日本人认清了国际形势，决定不走反欧洲路线的结果。
rrrrr但是这个格局只有在大英帝国的霸权能够维持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的霸权衰落了，它开始采取系统的撤出远东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这两国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都开始动摇。在中国，可以说，1905年以后晚清的新政*和北洋*，执行的都是维护国际体系的政策。在日本，英日同盟签署以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这段时间内，日本的政策也是执行的是国际协调主义。这两者是相互配合的。袁世凯和段祺瑞能够在中国当权，就是桂太郎能够在日本当权的一个投影；而*在中国的失势，和头山满（1855-1944，号立云，泛亚主义代表人物，出生于福冈市，黑龙会（初为玄洋社）创办人）、犬养毅（1855-1932，日本第29任首相。孙中山这个名字即犬养毅手下的浪人平山周代取。被军部激进分子杀害于首相官邸）在日本的失势是一个镜像关系，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是英国人一旦撤出，双方也就开始同时不老实了，也就觉得是革命的新的机会开始出现了。照日本主流历史学家的记载，这个现象就是，大正*后期国粹主义和泛亚主义的抬头。这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从明治到大正，日本的议会政治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是，明治时期，*可以用强硬手段压制反对派的这些活动，但强硬手段在*的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就不能实施了。
rrrrr不能实施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土耳其的现象。首先，*是一个西方的价值观，日本扩大*，主要是为了配合西方、讨好西方的措施，但是扩大*的结果，恰好在民间为反西方*的抬头创造了条件。土耳其如果不搞*的话，可以说**还出不来，青年土耳其党和凯末尔主义者可以通过专制手段把他们压下去。俄罗斯如果不搞*的话，布尔什维克也起不来，沙皇*和斯托雷平*也可以用专制手段把社会党压下去。但是一搞*的话就没办法压它，它自动就起来了。你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不是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底蕴，那它搞*的结果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你还可以实行亲西方的路线，依靠少数精英人物、上层人物搞小圈子的亲西方路线；一搞*，那么民粹主义的反西方路线马上就会抬头。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日本全都是这样。大正*（大正年间（1912-1926），藩阀*崩溃，日本进入政党内阁时代。外交上，对华不干涉内政，归还胶州湾，废止《二十一条》，甚至对“南京事件”采取容忍态度；对俄实行友好政策，从西伯利亚撤兵）产生的一个附带的效应，就是使本来已经被压制下去的*粹主义者和泛亚主义者借助*的程序重新抬头。
rrrrr而在中国这方面，*的抬头则是它改换投机门庭的结果。孙中山开始跟苏联接洽，希望苏联给他日本所不能给的东西。我们得公平地说，孙中山开始是脚踏两只船的，他在日本碰了很多次壁以后，开始跟苏联谈判。但在谈判的初期，他是脚踏两只船的：一方面他跟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苏联特使越飞与孙文联名发表，主要内容包括；"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苏俄红军不必立时撤出外蒙；苏俄将援助孙文），依靠苏联的支持，打回广州，建立广州革命政权；另一方面，他派李烈钧这些人到日本继续接洽。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活动，到北京来参加西山会议这最后一次活动的途中，他从上海调头东渡到长崎，在日本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演说，这就是他著名的神户泛亚主义演说。在这一次演说中间，他最后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谆谆教导，无论西方多么强大，他们归根结底讲的是强权即公理，王道政治是只有亚洲人才懂的，他最后一次希望日本朋友们支持他，不要忘记泛亚主义的理想。
rrrrr但是这个演说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不是说他的演讲讲得不好，而是因为他在日本的朋友，这时候都处在在野的状态下，没有办法帮助他。而他自己当时已经患了肝癌，所以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寿命不久了，他已经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的那一天了。他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但是可以肯定他活不了三年了，也许他三个月就死，也许他三年就死，但他能够利用的也就是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在这个短时间内，能够援助他的只有苏联人。所以尽管李烈钧、张继、胡汉民这些老党员都反对他联俄，他还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关头作出了联俄的决定。联俄导致了*内部权力结构的迅速改变。老一派的党员李烈钧、张继、邹鲁这些人，随着廖仲恺案件后的清洗，随着西山会议派的被取缔①，退出了*的决策层。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一批新派，也就是左派人士，赶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控制了广州革命政权。他们依靠苏联的援助，赶走了吴佩孚，通过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和后来的*政权。
1、1925年8月20日，*左派*廖仲恺遇刺而死，追查此案的直接后果是胡汉民、许崇智等元老失势，而汪兆铭快速上升，蒋介石进入权力中心。同年11月，不满联俄容共政策的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老派*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文灵前召开*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决议案，与广州的*党部对立。1926年1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西山会议派的党籍（1927年清党以后恢复）。
rrrrr但是他们刚刚建立南京政权，日本的政局又发生改变了。老一辈*人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是犬养毅和大正时代残留下来的泛亚主义者终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在1931年（1931年12月，犬养毅组阁。次年5月被刺杀）。但是这时已经太晚了。这时候的*已经不再是孙中山时代的*，它的立场已经不再是跟着日本老大哥打倒欧洲人对东亚的霸权了，它的路线是跟苏联人联合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亚洲。它的路线仍然是反帝反西方的，但是保护人已经由日本变成了苏联。改变立场的这个新*的*，和他们在东洋的老朋友的*，在满洲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九一八事变。
rrrrr九一八事变以后，最初期，事情之所以没有闹大，就是因为双方的老一辈，像胡汉民和犬养毅这种人，仍然还顾念着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朋友，还希望能够用当年的老交情约束青年一代，能够想办法不要把中日两国之间闹到彻底撕破脸②，因为双方本来都是革命同志，好不容易双方都同时掌握了政权，正是应该团结起来的时候，如果这时候闹翻，太不值得了。但是年轻一代没有这方面的记忆。蒋介石在赶走胡汉民以后，肆无忌惮，在1935年左右接见了（此处删去4个字）的特使。这次接见的结果就是：常凯申放走了Hong军，把Hong军放到西北去；同时，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抗战。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年轻一派，少壮派的革命志士根据北一辉③的理论，直截了当地刺杀了犬养毅。
2、1931年2月，胡汉民应蒋介石邀请赴晚宴时被软禁。5月，*内*、汪派、桂系等在广州另立*。九一八事变后，胡被释放。他曾致函犬养毅，促请纠正侵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若槻礼次郎内阁因陷入激烈争执而总辞职。犬养毅作为第一大在野党政友会总裁继任首相。他拒绝了军部要求承认满洲国的指示，利用自己的渠道与南京*进行交涉。
3、北一辉（1883-1937），*革命家。1911年应宋教仁之邀，赴华参加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1913年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试图调查宋案真相。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一辉认为中国形势已不可为，将注意力转向国内，试图以武力革命再造日本。1927年，北一辉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以北一辉的学说为建设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图谋革命。1936年因“二二六”政变而遭*逮捕。1937年被日本*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罪名起诉，遭枪决。
北一辉主张拥戴“国民的天皇”，打倒军阀、吏阀、财阀、党阀，进行第二次维新，实现*，限制私有财产，保护一切劳动者的权利。他认为，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应该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
rrrrr后来大家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三十年代被日本激进分子暗杀的政治家都是好人和温和派，如果他们*的话，实际上日本不会走上战争的路线。这句话有一部分正确，一部分错误。首先，犬养毅这个人是比较老成持重，他不会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鲁莽。但是，他不是温和派，他其实就是泛亚主义者的长老派、元老派。他跟后来发动战争的那些军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胡汉民跟蒋介石的关系。胡汉民是孙中山那一代的人，是老一代的人，他们是态度比较温和，不愿意把事做绝。蒋介石是年轻一辈的人，在孙中山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屁都不是，连外围都算不上，所以根本就没有见过世面，他们对日本没有什么特别感情。犬养毅也是这样的，他们那一代老一辈的人对中国还有感情的，他们还记得他们当时很想团结中国反对西方的。但是青年一代，北一辉那些青年一代的人，就没有这种感情了。北一辉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的蒋介石，他也是同盟会会员。
rrrrr你得注意，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者中有好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是1905年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为中国革命奔走的积极分子。曾根俊虎是同盟会会员，北一辉也是同盟会会员。曾根俊虎是不大纯粹的，他一方面跟同盟会打交道，另一方面还加入了许多其他的组织；但是北一辉是非常纯粹的，他是同盟会的创始会员，而且对同盟会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他后来转向撇开*的泛亚主义路线，对中日两国的失和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标作用的。这个重要性很像是胜海舟他们那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前夜最后抛弃了大清，甚至转向暴力征服大清的路线，是有非常类似的指标作用。
rrrrr但是这种指标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它还含有更深的含义。实际上对北一辉这种人来说，他们转向反华，实际上是他们原来泛亚主义者的另一种体现。征服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泛亚主义的早期是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共同解放亚洲的，但是事实上证明中国人是扶不起的阿斗，没有办法，这种情况下只有日本人给你代劳了，帮助你，扶一扶，日本再不来扶的话，你就要完全被俄国人征服了。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叛徒，他背叛了泛亚主义者，把*这个原来的革命战友送到了苏联人头上，结果把黑龙会原先企图把俄国人赶出亚洲的整个战略完全搞破了。如果听任他们继续搞下去的话，那么整个亚洲都会变成是苏联的天下。后来日本人搞满洲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是，只有满洲国才是亚洲反（此处删去1个字）*的堡垒，国民*已经完全被苏联间谍劫持了。如果让国民*胡闹的话，整个亚洲大陆完全（此处删去1个字）化只是时间问题。只有日本人成立了满洲国以后，他才能够挡住（此处删去4个字）南下的道路。
rrrrr后来，二战失败以后，《大东亚战争全史》出版的时候，日本还有一种看法，各位现在可以去翻那本四卷本的《大东亚战争全史》，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你们看，我们说的毕竟是对的吧，满洲国倒台以后，（此处删去4个字）浪潮不仅吞没了*，而且一直冲到印度*，这难道不是证明我们当初建立满洲国是完全正确的举动么？他的原话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原话逐字逐句记住，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rrrrr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出满洲国成立的另外一面。满洲国的成立，后来大东亚共荣圈这个理论的提出，从日本自身的思想脉络来说，它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转移，它是从明治开始就一脉相传的解放亚洲的理论的直接继承。就日本人内部来说，这里面没有什么矛盾之处。明治维新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使亚洲和黄种人免遭欧洲人的奴役吗？我们现在再不赶紧变法自强，欧洲人就会把我们全部征服了。然后日本变法自强以后，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只讲现实主义的话，我们就自己做一个黄皮肤的欧洲人，不管亚洲大陆就行了。但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在亚洲大陆的黄皮肤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经验，为什么不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他们呢？只要你们也肯像我们一样搞明治维新，你们也可以成功的。但是你们不肯搞，你们自己这样不争气，我们开始带你们带不动，最后我们自己替你来。这个逻辑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rrrrr按照中国方面的记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破碎的局面，好像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统统是好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是革命最忠实的朋友；突然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一下子就全变成坏人了。而且最初那些好人，一下子后来就会变成最坏的人。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实际上呢，日本人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主张倾向于英美的，如果按照中国的史观的话，这些现实主义者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坏人，因为他们现实主义地追随朱尔典和大英帝国的结果就是帮助北洋*来镇压*，这就是现实主义在二十年代的体现。在三十年代的体现就是什么呢？现实主义体现就是配合英美，不要对中国发动战争。所以按照中国革命史的这种错乱描述，你就会发现，同样一批现实主义者，在二十年代跟着英国人走，镇压*，他们就是坏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又跟着英美走，反对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哎~他们一下又变成好人了。
rrrrr但是在日本的角度上来讲，他们的立场始终没有变。现实主义者就是支持最强的人，英美始终是最强的。现实主义者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支持英美，因为英美当时是支持北洋*维持远东贸易体系的，所以当时英美是反革命的，所以他们自己也跟着英美一起反革命；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英美是反对日本过度扩张，反对日本追随德国发动战争的，于是他们继续追随英美，这也使他们又好像站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你以为他们的立场变了，其实他们的立场是一以贯之，没有变的。是中国在前后这两个阶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或者不如说是，北洋时期的中国和国民*时期的中国，是两个敌对国家。对北洋*好的，就是对国民*坏的；对国民*好的，就是对北洋*坏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日本戏剧性地改变立场，实际上是前一个中国被后一个中国所取代了。日本还是同一个日本，日本的现实主义者还是英美的死党，日本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反英反美的死党；但是前一个中国被后一个中国取代了，前一个中国和后一个中国立在一百八十度的对抗地位上。
rrrrr你把这个线索理清了，你才能够真正理清中国革命史。因为中国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结构，（此处删去13个字）。第一层谎言就是，联共（布）党史搞的那套（此处删去2个字）主义革命的谎言，你把这一层谎言揭掉以后，并不是谎言的结束，在这个谎言背后，还有一层*编的谎言。有很多人在揭穿了（此处删去2个字）主义的谎言，发现（此处删去3个字）其实是（此处删去4个字）派的一个颠覆*以后，然后他们就会变成中华民国的信徒，相信中华民国原先是存在的，只是被（此处删去2个字）国际和（此处删去3个字）颠覆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这也不对。因为中华民国只是这个俄罗斯套娃的第二层。
rrrrr*是什么呢？*跟日本泛亚主义者的关系，跟（此处删去3个字）跟（此处删去2个字）国际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发现，（此处删去3个字）是在苏联间谍的主持之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广州革命政权是由苏联顾问组织起来的话，你可以再去查查南京临时*和同盟会，然后你就会发现，同盟会是由日本人组织起来的，南京临时*也是由日本顾问操纵的。它们的性质跟广州国民*和延安的（此处删去3个字）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要说谁是带路党，他们都是带路党。只不过*这个带路党来得比较早一步，然后它在被（此处删去2个字）国际的第二批带路党推翻以后，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此处删去3个字）是颠覆*。像蒋介石到*以后，他就义正词严地说，（此处删去3个字）是汉奸，你们带着外国*来颠覆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蒋介石是怎么来的，再看看孙中山是怎么来的，你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说，孙中山和蒋介石是第一批带路党，他们在日本泛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推翻了大清帝国，在（此处删去2个字）国际的领导之下推翻了中华民国，然后才有蒋介石的国民*，直到这个国民*被（此处删去2个字）国际和（此处删去3个字）的第二批带路党推翻了。
rrrrr如果说有谁是真正的中国呢？那就很难说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算是中国吗？或者说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算是中国吗？这也不好说。比较正确的答案就是，其实还没有中国。中国是一个有待于发明和建构的概念。以前，在中古时代，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没有民族国家这种概念，后来欧洲产生了民族国家，然后其他国家才慢慢地学习欧洲，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波斯帝国和大清帝国，它们是民族国家吗？它们不是。它们需要解构以后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但它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那是说不清楚的，就有许多种不同的路线。日本人给它提供的这条路线是许多种路线中的一条，（此处删去2个字）国际给它提供的路线也是许多种路线中的一条，同时还有另外许多种路线，这些路线在争夺这些原材料，在这些原材料最终被塑造成型之前，其实是没有中国的。
rrrrr我们看到的近代史，不是中国的历史，而是许多种企图在东亚建立中国，建立各种各样不同的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共同体的历史的一个路径积分。所以你无论按照哪一派的观点去写历史，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充满着残缺和欺骗的。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所制造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神话。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国家，但是这只是众多可能存在的历史路径之一。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间，谁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反复重建的过程，塑造了近代东亚的历史。后来日本左派有一种观点是，日本人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因为他们阻止了*建立现代中国的企图。但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干涉的话，大清帝国是不会垮台的，北洋*也是不会垮台的，*所要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华民国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是土耳其帝国，亚非拉的所有国家，它们建立近代国家共同体的过程，毫无例外地是在西方的刺激之下，由本土的极少数亲西方的知识分子构想出来。在它建构的过程中间，所有的政治*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外来的*，建立他们最初的*。
rrrrr到底哪一个算是真正正统的东西，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说，现有的这几种中国的革命史，其实呢，它们真正正确的称呼就是，它们不是中国的革命史或者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因为他们在进行革命的当时，既没有什么中国，也没有中国人民，只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国，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中国，有一批东亚的居民，但是没有中国，有一批东亚的居民，但是没有东亚民族。国家和民族还处在建构的过程中间，不是有了中国然后再有了中国革命，而恰好相反，是中国革命发明和创造了中国。因为中国革命有好几种，所以有几种不同的中国的概念在争夺同一个生态位。
rrrrr这个背景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真相，所以由于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搞完，所以故事的结局还没有真正出现。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你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共同体内部的问题，什么是共同体之间的问题，所以产生出了很多假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像杨奎松他们许多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和（此处删去3个字）不能够用*的方式达成协议什么什么的，它们怎么可能用*的方式达成协议呢？它们本身就不在共同体内部，它们不像西方的各个政党一样，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他们要建立的那个中国，目前都还不存在，它们在争夺这个建立中国的机会。在建立了共同体之后，才谈得上共同体内部有什么左派或者右派之间的区别。在这之前，它们等于是不同国家和不同路径之间的区别，谈不上有什么共同体。
rrrrr这个共同体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只有依靠斗争才能解决了。例如像孙中山想建立的那个共同体，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把满洲和蒙古这样的异己*排除出去，然后跟日本和韩国团结起来。不经过这个过程，他所设想的那个同质化的共同体不能建立。而（此处删去3个字）那种共同体呢，他必须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排斥出去以后，才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共同体，这样一个共同体才算是新中国。这些共同体名字也许都叫中国，但它预定的成员和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些结构理清以前，根本谈不上内部的宪法结构或者政策应该怎样制定的问题。共同体塑造的问题必须先于这些过程来解决，然后他们所考虑的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
rrrrr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象。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国民共同体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产生以后，逐步向东欧扩张，向拉美扩张，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远东所特有的，同样的过程瓦解了奥匈帝国，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俄罗斯帝国，瓦解了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后来又瓦解了英法在亚非拉的殖民地，最后又瓦解了苏联帝国，这个过程仍然在进行中。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十九世纪的*主义和殖*义在瓦解以后，三种新的秩序在争夺空间。十九世纪的*主义和殖*义体系是以大英帝国为首，以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国际体系为核心的一种体系，它在欧洲实行*均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实行殖*义。可以说，晚清帝国和北洋*是这个国际体系的产物。
rrrrr这个国际体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衰落以后，出现了三种竞争*。一种是苏联的（此处删去2个字）国际，要推翻原有的整个国际秩序，用（此处删去2个字）主义这种全世界（此处删去2个字）主义大联盟来取而代之。第二种是美国威尔逊主义所提倡的解散殖*义，所有各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然后这些**的民族国家再通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建立集体安全*，永远的避免战争。这一种国际体系实际上是美国在国联以后，在冷战时期始终坚持的基本国际理想。第三种主义呢，就是日本人所提倡的那种泛亚主义。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孔子以后的远东文明是一个整体，这个文明包括东亚的中国各王朝，包括东北亚的满蒙各部族，包括朝鲜、越南与日本，它们是一个整体性的文明。而日本是这个文明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成员。当这个文明走向衰落，即将被欧洲人征服和灭亡的时候，日本人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希望它们在日本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反对欧洲，但是由于蒋介石这种人的出卖以及共产国际的破坏，他们最终失败了。以后的日本已经别无选择了。战后的日本已经不再有可能重振泛亚主义旗帜，他只有死心塌地的脱亚入欧，做一个黄皮肤的欧洲人，选择的余地从此不复存在。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粉碎了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实际上，从日本泛亚主义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粉碎了东亚各民族能够跟欧洲人平起平坐的最后一次机会，以后这样的机会再也不存在了。
rrrrr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来看，假定东亚是可以算作一体，那么你就可以说，明清这个天下国家的帝国体系在西方*的侵入之下，已经处在注定解体的过程中。然后，在秩序解体的过程中，如何构建新秩序、构建新共同体的几种路线，在二十世纪东亚的舞台上进行了争斗。所谓的革命、反革命或者其他所有政治斗争，都要从这种秩序解体和秩序重建的路线斗争的格局之下，才能够得到清楚的理解。否则你所得到的一切印象，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得出来的一切印象，都是高度扭曲和功利的。
们前面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三种不同秩序（苏联的全世界共产主义大联盟、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国家集体安全体系、日本泛亚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三种秩序相互作用于远东这个地区的时间有一定的差值，这个时间差影响到后来许多问题，也给后来许多想妆点历史的人提供了很多方便。因为他们往往用拟人化的手段，以为国家或者各种*之间是有一个一贯的性格，忽略了它们在不同时间起的角色变换作用。就拿日本、中国和俄国这三个角色来说的话，在一战以后的这段时间都有它自己的角色演化期。大体上来讲，二十年代的日本，它追随的是英日同盟以后的那种国际协调主义路线；三十年代以后的日本，则转向挑战国际秩序的路线。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明治以来，泛亚洲主义者和亲欧洲主义者长期冲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撤退以后，日本在远东继续充当英国代理人渐渐变得得不偿失了，而加入条约破坏者的行列，对它来说反而是件更加有利的事情。rrrrr中国这方面呢，北洋*和蒋介石*采取的立场是基本上矛盾的，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国家构建的基本理想也都发生了角色倒错。本来革命党在辛亥时期提出的那种炎黄子孙的概念，恰好就是梁启超和君主立宪派提出的那种中华民族的反面。所谓的炎黄子孙的意思，就是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要把南方的十八省的汉人单独拉出来发明成为一个新的民族；而中华民族的存在，就是要抹煞炎黄子孙作为一个单独建构民族的可能性，要把大清的所有居民重新捏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用*取代大清帝国。而蒋介石和孙中山之间呢，在这个点上恰好发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断裂。后来这个断裂被汪精卫抓住了，因为他通过对孙文本人著作的总结，就得出结论说，孙本人始终是一个泛亚主义者，他那些理论应该是这样那样的，跟蒋提出的中华民族理论是不一样的，从他这个泛亚主义的逻辑，必然要得出中日满提携的结论，诸如此类。然后蒋介石又根据他的新发明的中华民族的理论，跟三*义结合起来，把孙中山重新塑造成为文武周公尧舜以来的道统的继承人，把*由帝国解构者和革命力量变成帝国继承者和国际主义的力量。这个角色的转换过程非常仓促，以至于可以说给*自身的性质上面留下了很多草蛇灰线的痕迹。可以说吧，早期的*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不如说是日本泛亚主义者的一个支部。
rrrrr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我刚才提到过，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日本泛亚主义者的理想是遍及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而不是仅仅限于日本和大清的版图的，但是我讲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只限于中日两国。我现在提一下就是，对于泛亚主义者来说，他们玄洋社、黑龙会并不仅仅是扶持了中国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朋友，它在朝鲜和其他地方也是有所作为的。像玄洋社，他们最早期在朝鲜就参加过重大的政变活动。像电视剧《明成皇后》这一类的通俗作品中也提到过这些，只不过是把双方的角色搞颠倒了。因为闵妃（1851-1895，朝鲜王朝高宗李熙的王妃，骊兴闵氏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最初鼓励高宗采取开化政策并引入日本*，以排斥守旧的高宗生父大院君的*；在与大院君争权过程中又转而亲清；甲午战争后，遭*开化派夺权而失势，又试图倒向俄国以对抗日本，最终在1895年10月8日的“乙未事变”中被杀），就是明成皇后，她的家族在李氏王朝时期，曾经几次改变立场，在日本*上升而大清基本上垮台以后，他们的立场转化为联俄制日，依靠俄国人的保护阻止日本独占在朝鲜的*。而开化党人则倾向于依靠日本的支持，去推翻宫廷和保守派原有的政治结构。朝鲜的开化党人和同盟会员也有一个同样的毛病，就是他们的行动能力很差，以至于他们的打手，像孙中山在惠州起义的时候一样，也主要需要依靠日本的游侠团体。在这个过程中间，玄洋社起了核心作用。在开化党人发动的反对闵妃的政变当中，名义上是朝鲜的革新派在搞政治行动，实际上他们主要的冲锋赶死之士是玄洋社给他们提供的志士和浪人。可以说在朝鲜和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中，日本浪人发挥的是一个无名英雄的角色，事后编纂的朝鲜历史和中国历史都很巧妙地把他们的名字略去了，但是如果真的把他们从历史上略去的话，那么这些革命恐怕就不能发生或者至少是面目全非了。
rrrrr*在南京*建立以后，接着又跟苏联决裂以后，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因为第一期的*，就是同盟会时代的*，它是日本泛亚主义者的一个支部，它跟朝鲜的开化党人和越南的开化党人，以及缅甸的德钦党人（缅甸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创建于1931-1932年间）这些，可以说是同样的*。他们是日本泛亚主义者的卫星党。它们跟日本黑龙会这些组织的政治上的关系，就相当于是中国*、波兰*，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它们是卫星，总部是在日本的。在发动北伐的那个期间，*是苏联的一个附属品，当时极力争取加入共产国际。它力图想通过跟苏联发展良好的关系，从而压住内部的*人，由*而不是由*作为苏联在远东的主要代理人。在四一二政变和国民*成立以后，*同时摆脱了它创建时期的两个教师和保护人，但是教师和保护人为它的结构形成提供了基本模式。它在发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实际上是混合了日本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它的设想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在抗战时期南京和重庆建立的那个中心，将要发挥黑龙会在日本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地位，在它周围也要培养出一系列卫星性质的小党，然后新的这个*通过新的意识形态，将要替代日本的泛亚主义者解放亚洲，发挥相当于苏联共产国际在亚洲那个核心作用。
rrrrr这种步骤就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的卫星党。大致上现在能够考证清楚的有以下几个组织。第一个，就是现在看上去地位最重要的，韩国临时*。韩国的流亡者当中也是分为几派的，像李承晚（1875-1965，早年参加独立活动，奉高宗密令赴美求援，长期滞留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流亡）总统，日本投降后主张南部单独建国，1948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大韩民国首任总统）那一派长期流亡在美国，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而金九（1876-1949，早年参加东学运动，1919年后流亡中国，1932年策划樱田门事件，受其指挥的李奉昌刺杀昭和天皇未遂，又与王亚樵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正在庆祝天长节的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等人，1935年组织韩国*，1944年成为大韩民国临时*主席，日本投降后反对南部单独建国，1949年被刺杀）这一派呢，则长期流亡上海，依靠*南京*的特务机关的支持，像吴铁城（1888-1953，时任上海市长职务兼淞沪警备司令、外交委员会委员）、戴雨农（即戴笠）这些人，对他们进行长期保护、支持和训练，希望有朝一日，*的中华民国足够强大以后，代替莫斯科和东京，变成革命和秩序的输出地。那时候的朝鲜，就可以通过*的援助，从日本的卫星国变成未来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卫星国，实现它自己的解放，摆脱它自己的殖*义地位。
rrrrr第二个组织是Tibet革命党。Tibet革命党是*在1935年以后，通过收买Tibet的少壮派僧侣建立的一个组织。它的第一批成员，是Tibet神权*中的一批年轻的僧侣。他们在原来的老DL在世和DL死后的摄政统治之下，基本上是没有发展前途，于是被*招募了以后，名义上成立一个Tibet革命党这样的组织，实际上是*在Tibet的一个支部。他们在国民*实力还不足以直接深入Tibet的时候，暂时潜伏起来，逐步积蓄实力，然后配合革命党政策，对Tibet本身实行革命，推翻Tibet的旧制度。
rrrrr第三个组织是中国**支部。它名义上叫做中国**支部，但它主要的人员是三十年代*自治运动失败以后分离出来的左翼。这跟*内部的政治发展有关系。1935年，日本人在*进行地方改革，和三十年代末期的军国*义运动，对*原先的自治运动起了一个拦腰斩断的作用。等于说是，大棒和胡萝卜并用。一方面，自治权的扩大，满足了一部分地方精英的参政企图。35年以后，*的各地方、各州市获得了法人团体的身份，有权支配自己的粮食、物资储备和资金。这样做，一部分地方士绅的选举权资格也有了一定的扩大，一部分地方士绅会对这个让步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不满意的那一部分，在加强统治和军国主义化的过程中给予严厉的镇压。结果原先老派的自治运动领袖，也就自然而然地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倾向于满足于日本现有的让步，继续在*内给自己争取地位，留在*岛内；而激进派对于这些让步感到不满意，继续企图坚持武装斗争，在*岛内就无法立足，不得不流亡了。
rrrrr流亡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出现需要资助者的情况。这些资助者在大陆方面，要么就是共产国际，要么就是*。共产国际通过日本*，提出了*民族（此处有删节，阅读完整版请关注冬川豆微信公众号，并订阅会员）的口号，就是建立了日本*民族支部，也就是谢雪红（1901-1970，原名谢阿女，*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1928年在上海参加组建日本**民族支部，即**。1949年后历任中国妇女联合会执委、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中被*为右派，1968年*期间又被红卫兵*）的**，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因为当时（此处删节30字）也响应他们的号召，要求朝鲜和*同时（此处有删节）。另一派呢，则是找到了*作为靠山。他们一共有七八个不同的组织，名字都很像早期*，有叫做革命同盟会的，有叫做独立同盟会的。这些组织在*的撮合之下，最后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同盟会（1941年2月，*独立革命党、*民族革命总同盟、*青年革命党、*国民革命党、*革命党等组织代表在重庆成立*革命同盟会）这个组织。
rrrrr这个组织在政治纲领上陷入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们是（此处有删节）的主持者。他们最初的出身，都不是大陆人，跟连战那批人不一样，他们是*原先的本土运动的积极成员，而且比起右派，林献堂（1881-1956，*议会之父。出身台中望族雾峰林家，1921年向*会提出设立*议会的要求，此为第一次*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30年组建*地方自治联盟，以设立民选的各级地方议会为宗旨。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林献堂被列入“台省汉奸”的黑名单，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1949年9月，林献堂以养病为由黯然离开*，寓居日本）、吴三连（1899-1988，早年留日期间参与过林献堂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32年返台任*新民报编辑、新民报论说委员、整理部长兼政治部长，一直到1941年2月*离职。1946年吴三连参选制宪国大代表选举并且以全国第一高票当选，1950年出任官派台北市长，1951年民选时得到九万两千余票，以得票率65.5%连任）那批人是更激进：那些人只要在日本帝国的范围内能够实现*自治，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而他们不能满足于*自治，希望*能够实现最终（此处有删节），因此完全不能够得到*内开明派和*派的支持，所以不得不流亡国外。但是*也是不支持*（此处有删节）的。抗战前夜和抗战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苏联和（此处有删节）支持（此处有删节），而*则坚持要收回*。所以如果你选择*做你的保护人的话，那你就要顺着*的政策来，如果你要在*的支持下，在浙江这些地方召开*委员会，组织*义勇军，又要*支持练兵的话，那你就要把*独立的口号收起来，只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不谈*（此处有删节）。所以你现在查看*同盟会在这方面的材料的话，就会发现他们采取了很微妙很矛盾的做法：在他们的内部口号中间，继续坚持（此处有删节）口号；但在对外政策中间，则高举三*义大旗，承认国民*是他们的保护人，三*义是亚洲各民族的共同理想。
rrrrr依照*当时的理论家戴季陶（1891-1949，*内唯一的理论家，长期追随孙文，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1928年以后任国民*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等）的理论来说的话，他重新解释过的三*义，吸收了苏联共产主义和日本泛亚主义的很多特色。因为旧三*义大致上是一个改版，是孙中山把林肯那个民有民治民享加以中国化以后，就改成了旧三*义。而新三*义增加了国际主义的成分，它要求*发挥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因为仅仅是中国本部的解放，并不能保障亚洲各民族的解放。它希望亚洲各民族都同时能够摆脱西方殖*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约束，以中华民国这个亚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为榜样，在周围建立一系列的卫星国。*是跟它们最近的、跟中华民族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它希望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样板。它支持革命同盟会搞武装，在*岛内搞破坏活动或者说是武装起义，主要就是出于这个矛盾。
rrrrr而*革命同盟会在这方面首鼠两端的态度也没有逃过他们的注意。所以在抗战时期，日本还没有被打倒，双方还能够合作的情况下，蒋介石愿意容忍他们脚踏两条船，一方面像**和（此处有删节）一样，谈论*（此处有删节）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一方面又愿意接受他们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愿意接受三*义是一种国际式的意识形态，接受国民*是全世界三*义的共同领导这个暧昧的地位；但是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军已经到了*，这样的妥协就不必要了。所以在五十年代初叶，*革命同盟会的主要组织都被*解散了，它的主要领导被蒋介石以匪谍的名义枪毙掉，整个组织基本上垮掉了。
rrrrr*下面一个重要的组织是马来*。马来*实际上在*党内的资格，可能比蒋介石和广州、上海的组织更老一些。因为马来亚的华人或者是华侨，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和清朝末年，一直是同盟会和早期*的重要金主。马来的人口结构在清朝末期，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发生过戏剧性的改变。在开始的时候，海峡殖民地刚刚建立的时候，除了新加坡、槟城和海峡的几个港口以外，内地很少有华工。十九世纪末叶，英国人开始在马来内地大肆推行橡胶产业和锡矿产业，大量需要劳工，而这个时候他们招募了大量华工。
rrrrr招募华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马来原有的部落组织不大适应资本主义劳动体系。我们要清楚，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人人都可以搞的。记得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人在殖民地设厂，希望给当地的劳工发工资涨工资，把他们吸引到新的企业中来，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为当地的人习惯于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人人都想多挣钱那种动机，即使他们在名义上做了工人，也没有办法遵守工作纪律。如果你用涨工资的办法吸引他们多干活，结果是适得其反。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而是为了保证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原来给他们100块钱，他们吊儿郎当地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你以为你把他们的工资涨到200块钱，他们就能够一天给你工作8小时了。其实不是。你给了200块钱以后，他原先只工作三个小时，他现在只工作一个半小时了。理由很简单，我原先干三个小时挣100块钱，现在你把工资涨了一倍，我就只干一个半小时了，因为我只需要100块钱，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能挣100块钱了，多余的时间我拿来玩儿更好~
rrrrr但是中国人不一样。说句难听话，从大清帝国出来的这些华人是以勤劳和生活水平低而著称的。他们是最佳的苦力材料，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的工作，而且希望钱挣得越多越好。同时，他们也跟欧洲的工人不一样。欧洲的工人经常为了争取待遇或者是政治权利，不断地闹事，搞工潮搞工会什么的。而华工的特点：第一就是他们愿意接受低工资；第二就是他们爱钱，你只要肯给他们涨工资，他们肯定愿意多干活，愿意给他们加班费的话，不愁他们不肯24小时中连续18小时工作；第三就是，他们只讲家族，不讲社会性的团结，他们有钱了只会给本家弟兄或者什么帮会组织，他们不会组织工会，不会搞什么政治活动来分解权力。所以从各方面来讲，他们都比马来的部落民要好一些。
rrrrr所以，英国殖民者大量地引用华工，以至于本地的华人人口迅速上升，从最初，殖民地刚刚建立的时候不到10%，一直上升到抗战前夜的40%，在大概是1944年前后，马来的华人人口一度超过了原有的土著部落民的人口。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说，就是，比较原始的马来部落民，他们不适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逻辑；而华人呢，不仅适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逻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很适合奴隶劳动的逻辑，他们不要求西方工人阶级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权利。
rrrrr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的钱如果按照英国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因为这些人是自动来打工的，所以你可以合理地推论，他们在这儿的种植园或其他地方打工挣到的钱，比他们在广东或者福建内地打工挣到的钱要多。所以他们相对于英国人来说虽然没有钱，相对于内地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财主。有很多人在南洋挣到钱以后，就跑回广东去，去当财主。所以*在革命时期把他们当作重要的募捐对象。
rrrrr*在这儿是本来就有支部组织的。这个支部组织，可以说在国民革命以前，跟哥老会、三合会、洪门、致公党这些组织差别不是很大。早期*是有一定的帮会色彩的，它的组织，用比较中立的术语来讲的话，是缺乏近代性。北伐和联俄联共的政策给它带来的不仅是金钱和武器的援助，还包括有组织模因（这个词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在内，也就是说，它给它提供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形态。可以说是，*在整个民国前期，在华北和中国大部分土地上，它是没有像样的支部，或者是根本没有支部的。北方的各个支部，其实包括山西、河北、东北这些省份，它们的支部实际上真正成立都是在北伐以后，由（此处有删节）替它成立的。这一点恰好就构成了*后来怎么也没有办法清共的一个重大原因。
rrrrr（此处删节二百六十余字）
rrrrr马来的情况也是这样。马来*的支部，真正完成改组，还要到抗战前期，主要也就是因为，无论是抗战前夜的建设和抗战前期的动员，都是急需用钱的。而这个钱，它动员的对象是非常奇特的。它执行的是属人主义的动员，不是属地主义。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理论中，凡是华人所在的地区，都是它的统治范围，它的动员范围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动员的方式，按照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法律理念来说，实际上是属于敲诈勒索。因为就英国统治者的法律来说的话，这些地方的居民，哪怕他是讲汉语的，或者说他的祖先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但是现在他们的法律身份，毫无疑问是殖民地的居民和大不列颠的臣民。如果你想，这些臣民未经殖民当局的允许，向他们要钱的话，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讲是属于敲诈勒索的。而*不仅是要钱，而且还是私设公堂的，对于那些不给钱的人，用当地的帮会组织去绑架他们、强迫他们出钱。于是这样做立刻就会引起法律冲突。
rrrrr后来有些记载说，蒋在上海跟青帮或者其他什么组织有过合作。其实这是*的一贯做法。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都跟洪门和其他地下帮会有联系。照*的史观来说，这些帮会也是反清义士和*的前奏。在上海租界，为了征收关税、消费税和其他税收的权力，为了争取对偷税漏税的华商实行审判的权力，*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跟工部局①和上海租界的外商不断地扯皮。照工部局的意见来说的话，纳税人应该在它保护范围内的，哪怕这些纳税人是华人。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他可以承认上海租界的欧洲居民是受工部局管辖的，但是即使在租界境内的华人居民，他认为这些人仍然应该向国民*交税。它在马来亚和南洋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所以英国人和国民*的代理人，他们在马来亚、海峡殖民地这些地方，在抗战前夜和抗战前期，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有点像是内战、有点像是颠覆、又有点像是黑帮冲突那种性质的紧张状态。这个紧张状态，你在李光耀描写他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中实际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来。
1、1853年9月，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以后，清*失去对外侨居留地的控制。1854年7月17日，上海租界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工部局执行部门由万国商团、警务、火政、卫生、工务、书信、教育、总办、华文、财务等机构，以及图书馆、乐队等团体组成，还设有法院、*等机构，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
rrrrr**最强的地方，包括马来亚，包括北加里曼丹（世界第三大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这些英国殖民地，但在荷兰殖民地的华人组织中间，它的*就不太强。*强弱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看它弄到钱的多少。*为了抗战实行的经济动员是遍及全世界的，往东是遍及哥斯达黎加（中美洲）的华人社区，往南是达到南非的华人社区。东南亚是它的重点经营对象。从它收到的钱来看，出钱最多的是泰国、马来亚、缅甸这三国。泰国从名义上讲，是独立国家，缅甸和马来亚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真正出钱的人都是当地的华商和华侨社区。对英国人来说，国民*这样肆无忌惮地在他的领地内要钱，是一件很尴尬也很愤怒的事情。但蒋介石对这件事情始终采取强硬政策，哪怕是在抗战最紧张的时刻，汪*已经在南京成立，*留在上海的机构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完全依靠英国人的支持才能够维持得住，蒋介石在日记里还在不断地痛骂英国人，同时一面还在指挥马来亚的革命组织为战后大英帝国解体以后做适当的经营。
rrrrr从经济上讲，马来亚对国民*来说恐怕比广西还要重要一些。当地的华人，按照大陆的标准来说，是非常有钱的。他们捐出的钱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爱国之心自愿捐献呢，还是在当地*组织半黑帮手段的威逼利诱下捐出来的，这是不大好说的。后一种可能其实比较大。因为从上海租界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就是依靠那些情报组织和地下组织跟黑帮的结合体，来向上海的华人资本家要钱。*情报机构的成长，最初就是为了在它自己不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去用便衣人员实施它的有效统治。这一招应该不是从日本学来的，因为头山满和黑龙会那一帮人马是不会这一套的。很可能是从苏联那儿学来的，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筹款的一个要素。（此处删节一百七十余字）
rrrrr德国的社会*党在考茨基（1854-1938，社会*主义活动家，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的领导之下，认为这些做法是很可疑的，于是召开了一个国际社会党的法庭来票传列宁出庭，解释他这种在马克思经典中所没有记载的筹款方法。列宁轻蔑地答复说：你们德国社会*党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党，你们德国社会*党有几百万的工人，你们那些工人过的日子比小店主还要好，他们有充分的钱来养活你们这个党。你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俄国社会*工党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俄国的工人阶级总共才只有几十万，我们出钱来养这些工人阶级还不够，我们到哪儿去找你们这么多工人给我们交会费？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的革命怎么才能进行？你们用工人阶级交的钱，却没有有效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我们从资本家那儿弄来的钱，反倒有效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rrrrr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就是因为他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抢了一家银行。后来苏联三十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1876-1951，1921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第一次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因为他用了一个蛇皮口袋装着斯大林从银行抢来的大批钞票，坐火车到巴黎，被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际警察组织盯上了。列宁这一次很吃亏，因为他当时可能是没有做好调查和准备工作，他们抢的那批钞票是有编号的，他当时不知道。他带着这些人、带着钱到巴黎的时候，俄国方面已经用电报把这些钞票的编号通知了法国警方了，结果这些钱最终没有花出去。
介石在1928年南京*成立以后，组建*的警察部队的时候是有深意的。因为他跟苏联不一样，他不想正式地跟西方翻脸。在名义上，他容许西方的一部分*，至少在沿海的这些*还继续存在。但是，他希望通过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组织去做到他用地上组织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党部，建立军统和中统的情报机构，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支部还要深入到东北和其他地方去，这些地方都是*的军队打不进去而且也不大可能打进去的地方。但是间谍机构渗进去却是很容易的事情。渗进去以后搞一点暗杀活动或者敲诈活动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有这个必要性，他才在二十年代搞出一个所谓特务世界。
rrrrr用共产国际的标准来看，*搞出来的这些特务机关其实是很拙劣的。但是从*自身的传统来说，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成就。在以前，*的地下活动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而日本浪人，他们的做法跟战国侠客差不多，就是宫崎滔天（1871-1922 ，孙文《<三十三年之梦>序》:“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那些肆无忌惮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些人如果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抓起来以后，他绝对不肯把刀交给英国警察，他说，我们日本武士的规矩，刀就是生命，要我的刀可以，你先杀了我。英国人只好不要他的刀。然后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以什么谋生？他说，我们日本武士是不干经商、不干挣钱这种庸俗的事情的，武士的任务是行侠仗义，挣钱这种庸俗的事情商人可以干，我们是不干的。英国人问他，你们吃什么？答复说，武士四海为家，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会供养我们。英国警察不得要领，头疼了半天，最后还是只好把他放了。这就是日本浪人做事的作风。跟着徐锡麟和孙中山搞革命、跟他们在*运军火、在越南运军火、在上海和南京来回奔走当情报员的日本浪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是一帮无纪律无组织的角色，跟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那批有组织有纪律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蒋介石很羡慕那些有组织有纪律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处有删节，以下有删节的部分，以“略”代替，有兴趣阅读完整版的朋友，联系豆的个人ID: dongchuandouclub）情报员，所以*最初期的情报机构是模仿（略），模仿（略）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建立起来的。
rrrrr这样就造成另一个荒谬的结果：*的情报机构刚刚建立的时候，它主要招募的就是（略）的地下（略）员。而且这一点好像不见得是受欺骗的产物。你看徐恩曾（1896-1985，1927年“四一二”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俱乐部，1928年任*组织部总务科长，1931年兼任调查科长，1936年任军统局一处处长，1938年任中统局副局长（掌握实权），1945年被蒋介石撤职）和宋子文那些人事后发表的回忆录，他们肯定要说是（略）打入了*的情报人员，产生了钱壮飞（1895-1935，1926年加入*；1929年底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31年4月25日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使Zhou等得以逃走。钱在身份暴露后逃往苏区）这样的（略）的匪谍。但这一点其实是很可疑的。像钱壮飞他们那种做法，你就真的很难相信徐恩曾他们事先是一点都不知情的。更有可能是，这是一种默契。因为蒋介石认为他很聪明，他会像凯末尔玩弄土耳其*（凯末尔*建立之初，由于没有得到协约国承认，一度与苏俄*关系密切，这使得土耳其*人满怀期望地开始在土耳其开展活动。但随着凯末尔政权站稳了脚跟，不久就发生了*创始人穆斯塔法·苏卜希和 14 名**被杀事件）那样玩弄（略）和苏联，利用苏联的*来反对西方，同时又把苏联的*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最后打一记翻天印（《封神演义》中的法宝）把他们全部消灭。蒋很可能是这么样搞的。
rrrrr而且他面临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原来在军队中间有一定*，在帮会中有一定*，但是搞党务工作和情报工作，确确实实*是远不如苏联的。肯不辞劳苦地去搞基层组织或者搞情报组织这种人，一般都是*左派。而*左派中，潜伏的（略）是非常多的。这一点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清党的当时，最重点被清的对象就是*的各党部。所以蒋肯定是知道的。知道还这么用，一方面是他人才不足，这发面的人才就是（略）最多，他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略）潜伏；另一方面他就算知道某些人是（略），只要这些人打击的对象，比如说主要是张作霖、日本人和英国人，他对这一点可以假装看不见。像钱壮飞这个人，*在上海和东北的情报组织首先是他建立起来的，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张家的*和英国人、日本人的*。然后等到他最后坑到*头上的时候，蒋介石还是把他搞掉了。搞掉他就说明是蒋肯定是早已经注意到他有一些可疑之处了，但是只要你这些可疑之处没有直接损害*的利益，而是损害帝国主义利益，我就暂时先放长线钓大鱼，等你反过来咬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再把你一刀搞掉。这其实就是凯末尔在土耳其对付苏联的做法，而且这个做法是成功的。所以蒋很可能就是这么做的。
rrrrr这个做法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基本上出现了完全失控的局面。也就是说，无论*在东北基地、在上海基地还是在南洋的基地，都出现了一个被篡夺的现象。就是说，也许在三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的情报机构是有意地用（略）员，但把他们控制在不出大事的范围内，一出大事或者是一出现明显的危险，就把他们做掉；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自身的*出现衰竭，就渐渐出现了反客为主的现象。结果，马来*和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最初是*影响的主要对象，但是在后期，渐渐地被内部的（略）颠覆。随着*败退到*以后，情况完全失控了。结果到五、六十年代以后，*在南洋群岛的组织几乎全被（略）所替代了。而*在那儿的代理人还必须反过来跟英国人和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当局合作，为了保全他们在华侨社区的残余*，跟他们合作剿（略）。
rrrrr*的另外一个重要基地是越南。越南*跟张发奎（1896-1980，先后参加驱陈（炯明）、北伐，战功显赫。宁汉分裂时拥护汪兆铭，“南昌起义”的军队为其叛变的部下。抗战时期指挥过淞沪抗战，后任第四战区司令。1949年后居于香港）的粤系、李宗仁的桂系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与其说是法国殖民地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派系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讲，一直跟蒋介石貌合神离那些南方系*走得很紧。抗战开始以后，*依靠滇越铁路作为主要供给线。在这个期间，越南*的*发展得最快。蒋介石和张发奎对他们都寄予非常重大的希望，希望将来在日本失败以后，能够借助越南革命党改变越南的政治版图。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讨论战后安排的时候，曾经专门问过蒋介石和宋子文，问国民*是不是对越南抱有野心，还暗示说，如果蒋愿意要越南的话，实际上可以把越南划给他。蒋介石一口否认了这一点。但是从当时和后来的发展来看，他实际上是口不应心的。他可能没有要吞并越南的企图，但他肯定像对朝鲜一样，他希望在越南和朝鲜都建立亲*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金九（1876-1949，早年参加东学运动，1919年后流亡中国，1932年策划樱田门事件，受其指挥的李奉昌刺杀昭和天皇未遂，又与王亚樵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正在庆祝天长节的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等人，1935年组织韩国*，1944年成为大韩民国临时*主席，日本投降后反对南部单独建国，1949年被刺杀）和他的临时*就是发挥这个作用的。他们本来是打算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派到朝鲜去，在朝鲜建立亲*的*的。
rrrrr而越南*做的比这些更过分一点，他们在日本占领的后期，已经有了自己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从组织角度来看，越南*建立的武装组织和地方组织，比*在华北地区的地方组织还要稍微强一点，论钱论枪都要更多一些。随着1945年国军进入越南北部，越南*的*一度到达了最高峰。他们在红河三角洲一带以及顺化边境一带，已经有了每支人数超过五、六千的队伍。但是他们的军事组织还没有完全连接起来。出于外交上的形势，国军不得不撤出越南。他们撤出越南以后，越南立刻就发生了一场小内战，形式上讲很像是中国*和（略）在中国境内的内战，胡志明的越南（略）和越南*在1945年和1946年之间也经历了一场非常残酷的内战。内战基本是按照杀全家的方式进行的。像后来南越的总统吴庭艳，他的全家就是在这场内战中间被越共方面给活埋了的。
rrrrr这场内战在进行的过程中间，*和（略）的*都同时进入了越南北部。（略）后来派出的人，像陈赓这些，早在法国人重返越南以前，已经在越南的西北边境，就是连接中国云南、广西这一带的边境，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在控制北越西南部和越南东北部港口的过程中间，他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越南*和从广西越境进入越南为越南*作战的桂系官兵。可以说，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状况来看，也就是说是，在六、七十年代苏联大批用先进武器武装越南以前，可以说是，越南和中南半岛的军队，无论哪一方面的军队，战斗力好像都不如中国军队。因为桂军派出去的那些为数不过几百人的军队在越南内战中发挥的作用好像跟他们的人数很不相称。这些人如果是在中国内战中间，几百人，甚至几千人都算不上什么；但在对付越共的战争中，越共好像是非常忌惮他们，他们经常能够以一当五、以一当十地作战。
rrrrr最后在日内瓦谈判（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以后，北约完全撤出以后，法国军队撤离了越南，越南国军在北方的*完全崩溃了。多达一百万的天主教民兵在仓促的逃亡过程中间乘坐美国军舰逃走，而战斗人员只有几千人，加上家属也不过几万人的这些桂军的残留部队，却好像是非常有战斗力，凭借他们的武力，一路从北越杀开一条血路，杀到南越。后来他们在南越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龙族人，其实这个族的含义跟缅甸的果敢差不多，只是为了避开中国或者中华这个名词而已，其实他们就是从北方，中国这方面过去的华人。越南方面和缅甸方面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只能说他们是当地一个少数民族，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rrrrr在1945年和1946年的内战中，越南*和越共之间的战役，每次战斗中间，规模最大的大概只有五、六千人到两、三万人参战。战争的结果是越南*的*基本上完全被打垮了。经过这次斗争以后，越共才逐步地接管了大城市。从*情报局在1954年发表的那个越共情况报告就可以看出，他们接管大城市的那个基本程序，跟（略）接管华北的基本程序是一模一样的，也同样是建立军管会，然后依次进行社会清理，整个模式是跟*在苏北时的领导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rrrrr然后他们进驻这些城市以后，所采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打通中越西北边境，打通越南和老挝边境，在这里建立秘密的交通线。等到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武装的越南国军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越南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只能占领红河三角洲这个核心地区，靠北部边境，靠中国边境的地方，和靠近老挝边境的地方，已经无法占领了。法国人回到越南，一开始就陷入一个三面被包围的状态，只占住红河三角洲。红河三角洲以北、以西和以南，都已经变成越共的天下。法国人不得不修建一条所谓的德拉特防线，就是绕着红河三角洲，修建一个堡垒群。在这个堡垒群之内，法国人和天主教徒的民兵能够勉强维持；这个堡垒群之外，已经是越共和中国援助队伍的天下。中国援助者的主要代表是陈赓，边界战役基本上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
rrrrr*在南洋的分支中间，一个比较小的分支就是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革命同盟实际上跟*的革命同盟会是同一系列的组织。它是在以当地华人社区为主建立的一个中左派组织。北加里曼丹主要的居民其实不是华人，它有很少的英国殖民者和大量的生活方式离森林部落相差不远的土族人。但是比较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也只有华人居民。可以说，华人居民尽管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但他们实际上是英国殖民地主要的劳动力和主要的税收来源。丛林中间那些比较原始的部落居民其实是无法征税的。他们也没有什么生产。但这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一定很糟，因为热带丛林环境中很容易有大量的物产。当地人实际上是，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吃饱肚皮的话，你简直就是不用劳动，就是摘野生香蕉和水果好像已经足以吃得大半饱了。基本上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部落的宗教传统、娱乐仪式和其他各种活动中间，他们基本上不能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英国人在这些殖民地搞的主要产业，不得不依靠华人移民充当劳工，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在这些华人移民中间展开。名义上叫做加里曼丹革命联盟，但是革命联盟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华人组成的。
rrrrr而这个革命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地落入了（略）的手里面。这时候*已经败退到*，无能为力了。当地华人已经开始有些人觉得北京才是新兴的希望了。接下来就是中苏决裂，中苏决裂导致了双方对亚非拉革命组织的竞争升级。（略）在广东召开会议，召集东南亚各国的（略）参加会议。而叶剑英写了他那首著名的诗，所谓的“赤道雕弓能射虎”（叶剑英作于1956年秋的《七律·远望》：“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意思就是说，中国将要在南洋推行大规模的输出革命的工程。北加里曼丹的革命联盟在这个时期就最后脱下了它的面纱，正式改组为（略），而且效仿越南（略）的先例，展开了丛林游击战。这样的丛林游击战，随着马来丛林游击战的失败，也就跟着失败，最后他的残余的人员走出丛林投降。有一部分后来移居到海南岛，永远离开了马来西亚联邦。
rrrrr*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建立革命组织，这个不好说。我刚才谈到的这些，包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和加里曼丹，这些组织是已经存在，而且从事过武装活动的。*在海外，檀香山、哥斯达黎加，其他地区的那些比较老派的华侨社区里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组织的，也是收到过一些钱的。但是因为这些地区属于那种政治秩序组织比较好的地方，没有发生过武装斗争，*在这些地区的组织是在五十年代以后才缓慢衰落的。檀香山那个老营，等于说是*的大本营了，恐怕比南京和广州的组织维持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因为那些地方是美国的领土，所以它不可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但是当地的党组织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是在积极活动的。
rrrrr从*的角度来看，它认为是这样的，它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涉，对它既是福又是祸。是福，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帮助，它不可能战胜北洋*，建立新的国民*，更重要的是，苏联对它提供了一种相当于是公司重组方案的组织模因，依靠这一套组织方式，它才能够搞出比原来更强有力的组织。没有这样的组织，它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动员，抗日战争是无法爆发的，它也没有办法把它的*延伸到传统的大清边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的话，那么*不大可能提出新的中华民族这个意识形态。因为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意识形态，其效果差不多就像恩维尔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强力人物，鼓吹泛突厥主义，主张建立以奥斯曼皇室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国。他把土耳其拖入一战，战败后先后流亡德国、苏俄，后投入中亚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在帕米尔高原被苏俄红军击毙）提出的那个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对新的国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非常危险的负担。如果*停留在同盟会时期那个意识形态的话，它不但不会提出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而且还会激烈反对这种概念，因为这种概念把太多的异质性成分引入了它预设的政治空间中间。有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国民*就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类似共产国际的国际性的革命中心。
rrrrr仅仅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抗战前和抗战后的国民*很难变成西方盟国的一员。因为西方盟国对于东亚的态度始终是暧昧两可的，可以说，尽管一战前的条约体系已经瓦解，但是他们并不希望任何人的*发展到过于强大的地步。日本人占领东亚大陆是他们厌恶的，进攻南洋的殖民地是他们厌恶的，而*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发展*，来接替日本人在亚洲大陆的*，也是他们同样厌恶的。这一方面，英美两国是有一定差异，但基本点还是相同。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满洲以后，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Allse* Simon，1873-1954，第一代西蒙子爵，曾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时任麦克唐纳内阁的外交大臣）最初的想法就是，干脆承认满洲国独立算了，认为日本在满洲有一定的合法权利，而这些合法权利已经是被国民*侵夺了。
rrrrr然后李顿调查团（1932年，国联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英国的维克多·布尔沃·李顿伯爵（1876-1947）为调查团团长。调查团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四十五天调查，于10月2日同时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同时承认日本在满洲有合法权利，建议满洲在中国名义主权下由国际维和部队保护实行自治）来的时候，它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这样的：建立一个满洲自治邦，这个满洲自治邦要由国际联盟派出的代表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自治邦的主要大臣要由国际联盟派出去的专家顾问所肩负，中日两国同时靠边站，把满洲变成一个缓冲国。这种方案其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是欧洲国际社会在解决类似的争议的时候所采取的惯常方法。至少有两个国家是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巴尔干的罗马尼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挪威。再往前推，1830年的比利时王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方法建立的。
rrrrr比利时王国之所以建立，它主要的理由是英法争霸，英国人不能容许比利时的亲法*脱离荷兰以后，把比利时并入法国；而法国人也不容许在英荷两国存在实质联盟的情况下，把法国边境控制巴黎心脏这个要害之地放在英国人手里面。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利时王国。比利时王国其实不是比利时人自己想要建立，而是英法斗争迫使他们非要建立不可的。罗马尼亚和挪威也是如此，挪威是英德竞争的产物，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国家是英俄德三角竞争的产物。这些地方的地位跟满洲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地位是一样的。
rrrrr国际社会斡旋的最后结果就是，让当地先空出来，然后迎立一个没有得罪任何人、地位非常中立的亲王去当这个小邦的国王，然后设置一段缓冲期，缓冲期结束以后进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决定他们将来的归属。结果公民投票的结果一般是让这些争议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的小王国。这样做，企图争夺这些地方的所有大国都可以差强人意地满意的。欧洲之所以有这么多小国，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游戏规则的适用。如果中日两国在李顿调查团来的时候都愿意接受这样的缓冲方案的话，那么，国际联盟设计出来的这个东北自治*和它由国际联盟负责管理的军队和*，实际上早晚会把关东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挪威或者是罗马尼亚式的独立王国的。而这个王国一旦产生，实际上后来由东北而起的抗日战争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冲突都不会存在了。
rrrrr你从满蒙边区和东南亚边区这些暧昧的地带，就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国民*的态度是非常暧昧的。他们实际上是采取一个不让任何一方过于强大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明确地反对日本人进入亚洲大陆，但是反对程度是不一样的，日本人进入满洲的情况下，他们也采取所谓的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曾任陆军部长、国务卿，九一八后宣布美国不承认由武力造成的中国独立与行政完整的变化）主义和不承认主义的状态，但是不承认的同时，他们也要强调，国民*也侵犯了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这些条约权利产生的时间比中华民国更早，中华民国没有权力废弃这些条约权利的。他们调停的结果，是让日本人撤退，但是同时，也要让*撤退，是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
rrrrr日本人越过长城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他们一次一次要求日本人撤退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战争责任是属于日本一方的。尽管蒋*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但是你从当时的外交报告上就可以看出，英国的外交报告是非常坚定地说，责任不在日本一方。证据非常清楚，因为，第一是驻在京津走廊的日本军队是根据辛丑条约布置的，性质上就相当于是国际维和部队，军事演习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并不是*所谓的侵略活动，这种军事演习从义和团时代一直到后来北洋时代一直是例行举行的。进行演习的日本军队带的是空包弹，没有实弹，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事变发生当时，负责指挥日本军队的日本高级将领，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如果真是日本人打算策划事端的话，怎么可能这些高级将领全都不在岗，军队处在没人指挥的状态下？
rrrrr所以他们并不相信国民*对于战争理由的说辞，而且他们并不想要认真追究到底谁是谁非，一味地提出要以恢复战前状态为条件，促使双方共同撤兵。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条件，实际上吃亏的是蒋介石*。恢复战前状态，就等于是*的核心地带已经被打烂了，然后重新恢复战前状态，等于是重新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或者是塘沽停战协定，这对于*来说，等于是它的一切抗战工作就完全作废了。所以它害怕和约达成的程度是远远超过日本的，日本的态度实际上反倒是接近于以战迫和，它主要是只想保证满洲方面的安全，在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区，已经顾及了皇军的面子，对于内地来说反而没有强烈欲望。而从*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拖住日本，把它拖垮的话，它这场战争就算是白打了。
*，在满蒙边境地区，更能够看出英美的态度。英国人直截了当地不承认*对*有任何主权，他们认为只有大清帝国对*才有宗主权，而革命以后，国民*本身作为革命集团，他们是没有直接资格继承这些权利的。所以*对*的种种经营，被英国人视为是侵略行动。英国，尤其是在德里的印度帝国，以各种间接方式维持拉萨的政权。没有英国人在各方面的保护的话，这个政权不一定能维持得下去。而美国人对于内蒙古高原那些蒙古独立运动分子，始终保持相当高度的同情，所以后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字希贤，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苏尼特扎萨克杜棱郡王，曾任锡林郭勒盟盟长，主张内蒙古独立，并与日本在察哈尔、绥远联合建立蒙疆联合自治*，任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等职）首先投靠日本人以后，但在战后仍然留着不走。呼伦贝尔和东蒙的蒙古青年组织在北平建立基地，他们主要的求助对象就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他们一再希望美国人出面，压制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帮助他们把东蒙重新解放出来。rrrrr他们的理由是，因为美国*的主要原则就是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要求结束殖*义，把被其他民族奴役的各民族都解放出来，建立*、*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威尔逊主义在世界各地都是结下种子的。大家都很清楚，五四运动是威尔逊主义产生的直接后果。五四青年提出的主要理论就是，要根据威尔逊主义的原则结束日本对中国的压迫。但是威尔逊主义在内亚也产生了其他的后果。并不是只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才喜欢威尔逊总统的，蒙古的革命青年同样喜欢威尔逊主义。中国人要求日本人滚出青岛，而内蒙古的青年组织则要求傅作义从内蒙古滚蛋。美国*和内蒙古青年组织之间的联系一直维持要1948年*全线崩溃的前期。
rrrrr你从美国留下来的外交文件就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和美国外交官这种左右为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在亚洲大陆取代英国和日本，自以为自己是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的。因为他们打倒旧的殖*义体系，理论上的依据是要求用更加*平等的威尔逊主义新国际体系去取代这种国际体系，现在有很多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美国人觉得对他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能让他们失望。但是另一方面，内蒙古是接近苏联边境的地方，苏联已经在外蒙古建立了革命政权，在呼伦贝尔建立了直接受外蒙古操纵的革命政权，又在东北建立了（略）党政权，而*和（略）党正在这些地方进行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如果削弱了*一方的*，实际的结果不是那些蒙古独立运动会占了便宜，而是*会占了便宜。
rrrrr尤其是那些蒙古独立运动的志士，他们把主要对象指向傅作义，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傅作义其实是*内部比较开明的人士，他们觉得*总体上来讲很腐败、很专制，而傅作义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清廉和能干的人。但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讲，傅作义就是绥远移民的代表，他们跟其他南方的汉人不一定有什么直接冲突，但是跟绥远的三晋移民有直接冲突。因为这些移民从山西来，跑到河套和内蒙古去，把当地的牧地改造成为农田，也就是这批人，和蒙古部落的游牧民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他们占了游牧民族的地方，把那儿改造成农田，就等于是压缩了原有的蒙古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而他们跟蒋介石或者跟白崇禧什么的，至多是有点理论上和纲领上的冲突，理论上和纲领上的冲突没有实际利益上的冲突那么厉害。他们跟傅作义的关系就有争夺土地和水源这个直接利益上的冲突，所以他们跑到美国人那儿去告状，重点告状的对象就是傅作义。
rrrrr而美国人处在左右为难的状态中。他们觉得，从道义上讲，他们应该支持这些独立运动的领袖，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说，国民*是一个心胸狭隘、报复成性的*，如果我们支持了蒙古这些青年搞独立，而他们独立又没有成功的话，国民*肯定会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报复这些蒙古人，那么我们美国人不但没有帮着他们的忙，反而害了他们。而傅作义呢，他本身虽然对蒙古人不好，但他却是*内最开明的力量，如果我们把这个开明的力量给打倒了，岂不是鼓励了*内的更腐败和更专制的力量。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选择之前的话，这种做法应该是不明智的。
rrrrr所以最后美国经过反复犹豫以后，只满足于跟这些蒙古青年进行交涉和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们跟美国人的这一层关系的话，恐怕*的特务人员在1948年前后早已经把他们做掉了。德王在他逃亡外蒙古以前，最后整个蒙古快要被（略）党占领的时候，美国人仍然向他们提供机会，如果他当时愿意跑的话，他还能够跑到美国去避难。但是德王坚决不肯，他认为无论如何，他要留在蒙古人的地区，如果内蒙古混不下去的话，外蒙古虽然是（略）主义的地方，但是名义上还是蒙古人的政权，他宁可跑到外蒙古去，明知道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仍然要坚持到底，绝不愿意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去做寓公。最后他还是跑到外蒙古去。但是结果是外蒙古把他逮起来，又重新送回了中国，然后就把他送进了中国（略）党的*里面。
rrrrr从美国人和蒙古独立运动的这些最后交涉你就可以看出，*方面发明了一种神话，说美国一直是支持国民*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日本人的，但是真正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态度一直是双重的。从理论上讲，他是威尔逊主义者，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部分理由，他其实是认可的。后来在延安和重庆负责国共两党调停的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美国军人、外交官，1945年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曾试图调和国共矛盾，但未能成功）曾经多次表示，他这一辈子最反对的就是殖*义，而日本人在东南亚解放殖民地居民，驱逐殖民帝国的措施，在他看来并不是那么邪恶。但是由于外交方面的理由，特别是由于欧洲战争重于亚洲的缘故，希特勒是主要敌人，而要反对希特勒，美国必须跟英国结盟，而跟英国结盟，英国又很难主动地放弃东方的殖民地，所以他不得不在这方面做一定的妥协。在亚洲大陆方面，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美国和日本是交战状态，所以他必须承认*是美国的盟友。
rrrrr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真正支持或者同意*对内亚各民族享有统治权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会真正支持*对东南亚各国华人享有干涉权的要求。实际上美国人只是反对日本人在亚洲大陆的过分举动，而不得不支持*。当*有机会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国，而且把东南亚的华人都纳入*范围的时候，美国人对它其实也是很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体现在*问题、*问题和东南亚各国的问题上面。就美国*在五十年代搞的那些文件，以及1950年旧金山和约①交涉的过程你就可以看出，无论美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外交机构都非常不愿意承认（略）党对*有主权，他们说，蒋介石是奉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去占领*的，但是，占领*只是一个军事占领，*的最终归属还要依靠对日和约来确定。对日和约就是所谓的旧金山条约。
1、即《对日和平条约》，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起草，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的战后地位问题、与厘清战争责任所衍生的国际法律问题，和约的第二条声明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权利。 1951年9月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48个国家的代表（注：不包括中国、苏联）在美国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签订这份和约，并于1952年4月28日（日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正式生效。
rrrrr而旧金山条约在谈判和签字的过程中间，英美两国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极力阻止顾维钧签署谈判。结果等到旧金山条约真正签署的时候，所有的战胜国和日本都参加了会议，唯独*的代表被排斥在外。最后，国民*不得不跟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另外签署一个补充条约，就是台北和约。这个做法其实跟华盛顿会议时候的青岛条约是一样的，列强和日本之间签署了一个九国公约，但是青岛问题必须由中国和日本单独签署一个补充条约，而这个补充条约在法律上和现实政治中的效果，都不如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签署《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该公约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来得重要。后来连续几十年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由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台北和约造成的。你也可以说，从远东历史格局角度来看，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和中日特殊条约是预先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种子。1951年杜勒斯①国务卿搞出来的旧金山和约，是凝固了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的远东冷战格局，也为未来远东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1、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政治家、外交家，1944年起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1950年参与策划介入朝鲜战争，二战结束后，杜勒斯任美国代表团担任法律顾问，当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极力贬低中国的国际地位，杜勒斯奋起反驳。1951年起草《旧金山和约》，1953-1959为美国国务卿。1954年他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握手，并与中华民国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杜勒斯曾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对*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寄托在*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他是我们时代真正伟大的人。”
rrrrr在*以外的地方，在东南亚，美国的政策是明确反对*利用华侨*干涉东南亚的内政的。没有英美的干涉的话，马来人不一定有机会战胜华人，不仅是因为在四十年代末华人的人口一度超过了马来亚人口，更重要的是，马来亚的部落组织，它们离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政治方式的距离，比起华人的组织来说还要距离更远一些。无论是马来亚的*组织还是马来（略）党和马来民族解放军，它们的组织力量都比马来原有那些*组织和部落组织看上去好像是更强大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间，在马来丛林唯一能够搞出武装抵抗，能够跟盟军配合作战的组织，不是*的组织就是（略）党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战后完全可以构成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威胁，在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以后，完全可以构成对马来土族人的威胁。而马来土族人最终能够战胜华侨，归根结底是英美在冷战过程中间，对国（略）两党都采取了限制和歧视的态度。
rrrrr*一面宣传说，它在冷战中是美国人的忠实盟友，但它的实际表现始终给人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说，它企图建立跨国的、泛华夏主义的*，把*变成一个跨越中国国界的统治中心，而东南亚的华人很可能会变成它的第五纵队（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间谍团体，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手下一名将领埃米利奥•莫拉派遣四个纵队进攻首都马德里，当记者问起他的作战策略，他说他拥有的四个纵队包围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另有一支纵队潜伏在马德里城里做内应）的活动对象。而在西方人看来，*建立的那些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培养基，东南亚的（略）主义和华侨社区的关系过于密切。*的社区和基督教的社区都不大容易产生（略）党组织，而*在东南亚建立的组织，几乎毫无例外地产生了（略）党组织。这些组织是在*组织内部产生的，在很多情况下，组织内部的（略）党人劫持了*人，把*原先建立起来的组织变成了反对殖*义和反对美国的冷战斗争的组织。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西方国家对*异常的不信任了。
rrrrr冷战的过程在东南亚有双重意义，对于东南亚的英美*和东南亚的土族*来说，冷战、反（略）和反华实际上是一回事。反（略）的过程，其实也是对华人社区实行限制和迫害的过程。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政变和马来的反共游击战争，都是以限制华人*和迫害华侨为特征出现的，这一点一点儿都不是偶然。在当地的*居民看来，华人社区，特别是*所建立的华人组织，根本上就是（略）主义渗透的一个母体和保护伞。要想限制和消灭（略）主义*，他们必须解决内部的第五纵队问题，而华人社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第五纵队。
rrrrr而英美，部分出于反（略）的目的，部分是出于维护他们自己国际体系的目的，在独立战争时期的宪法条款的安排上，明确规定了以土族为优先的保护制度。如果没有这些保护制度，在马来西亚最初建立的二十年当中，这个国家很可能落到李光耀或者是*行动党（1954年，李光耀领导成立了人民行动党。1965年，新加坡退出联邦独立，人民行动党留在马来西亚的党员重新组织了*行动党。该党一直是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的延续）的成员）或者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华人政党当中。初期的东古·拉赫曼①时代的马来人还缺乏比较现代的政党，这些政党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以后，随着马哈蒂尔②和拉扎克③这一辈人才逐步产生的。在这中间存在一个真空期。在这个真空期如果没有英美的冷战*的干涉和情报组织的积极支持的话，华人组织，无论是*还是（略）党的华人组织，都能很容易地夺取土著政权。因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政权比起吴庭艳的南越政权来，相对而言都是要软弱得多的。南越政权虽然只有北越政权三分之一的军队和不到十分之一的公务员，但是它们的组织结构来讲，已经比东南亚大多数国家要强得多了。如果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的这些土族政权面临着和越（略）游击队一样强大的威胁，它们没有几个能够像吴庭艳一样抵抗到长达十年之久的。
1、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1903-1990，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他被推选为马来亚的第一任总理， 1965年8月7日下令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1970年辞职，被尊为“马来西亚国父”、“独立之父”。
2、敦马哈蒂尔•*，简称马哈蒂尔、Dr.M，1925-，1981年，马哈蒂尔当选巫统主席和第四任*总理，从此成为马来西亚的*，*长达22年，是马来西亚任期最长的总理，在位期间，马来西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被尊称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
3、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1953-，2009年起至今为第六任马来西亚总理。
rrrrr这些事情之所以没有发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英美在冷战初期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做法，等于是结成了前殖民统治者和土族居民的一个反华联盟，通过限制华人的*，保证了将来的政权属于**和土著*，把华人排斥在外圈。等到华人*最终实现了（略）主义*对**的替代的时候，*社会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社会团体已经基本上是初具规模了。这时候的下一步颠覆，六十年代以后推动的下一代的革命，基本上是一触即溃，也就是因为他们错过了这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期的缘故。
rrrrr可以说*在这方面，从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这一套国际主义的整个经营，收到一个很难堪的情况，它从组织的形态、性格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像一个日本泛亚主义者和苏联（略）国际的杂交版和缩小版，但是造成的结果是极其悲惨的。可以说是，日本人和苏联人的国际主义行动是经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长期斗争、留下了很明显的痕迹以后才最终归于失败的；而*造成的这个东西，给人的印象就是先天不足，刚刚搞出一点眉目来就很快地被人镇压或者是篡夺了。这跟*整个的历史形象都非常相似。它基本上是，很像一个未老先衰的组织吧，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能建立自己的统治，而建立统治的当时，它就已经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情况，一面被人从内部篡夺，一面被人从外部挤压。而它自己选择的合纵连横的方式又总是糟糕透顶，它总是在错误的时间跟错误的人结成联盟，从事它自己力不能及的冲突。
rrrrr可以说，孙文如果在1923年没有作出联苏的决定，只要把老*再坚持五年，等到他在日本那些老朋友在三十年代初期上台以后的话，他就根本没有联合苏联的必要了。而一个联合日本、继续辛亥时期革命路线的*，没有必要进行中日战争。虽然它不大可能控制内亚的所有政权，但是后来的历史走向会根本不同。它既然已经走上了联合斯大林跟日本冲突的这个路线，它就绝对不应该在抗战结束以后又反过来企图限制苏联在东北的权力，这就等于迫使苏联支持（略）党在内部推翻它。在它已经败退到*，完全是依靠朝鲜战争和美国的支持才能够维持下来的时候，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再跟美国对着干，不应该不配合美国在东南亚的冷战策略。如果它肯配合美国在东南亚的冷战策略，把它控制的东南亚华人组织变成冷战的前哨的话，这些华人组织是不大可能在东南亚反殖*义的过程中遭到灭顶之灾的。而它偏偏在已经丧失了大陆，按说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执行大中华主义的情况下，偏偏要在东南亚去推行这些具有明显霸权色彩和颠覆色彩的活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殖*义解体、东南亚国家相继建立的过程中，华人整个就变成危险的颠覆*和破坏*，在新兴的这些国家中间被排斥到圈外，造成的结果至今还能够看到。
rrrrr这些国家的华人*，在现在的处境还是非常尴尬的。马来华人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受到的限制还比较少，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明显的就被当作内部的敌人。华人在经济上占优势，但是马来人可以通过限制的方式，例如，为了保护土著人，华人不能购买土地，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必须属于土著居民原主，任何后来的开发商都只能租土地，而不能够买卖土地。如果没有这样的条款的话，华人凭他的经济优势，可能把马来人原来的土地都买光的。在建造企业的过程中，本土资本必须占到50%的比例，而华人中有很多，只是在马来西亚的居民而不是马来西亚的国民。这样的保护条款，尽管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华人主持的，这样的保护条款却实际上收到了马来人可以坐享其成的结果。马来人通过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多方限制拥有经济优势的华人，同时通过它的人口政策，逐步地导致了华人的人口从四十年代超过马来人的40%，降低到现在的不足25%。如果说马来西亚在刚刚建立的时候，它很可能会变成像英国殖民者所考虑的那样，它很可能变成*的一个行省，那么现在这种危险已经不存在了。只存在着一个相反的危险，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华社，很可能在将来人口比例降低到跟印度尼西亚华社差不多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马来国内的**如果暴起的话，他们很可能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rrrrr这些事情关键问题就在于，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个最敏感的机会窗口期，在殖*义在东亚和东南亚结束、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而（略）主义*渗透然后失败这个异常微妙的机会窗口期，*作为东南亚华人最主要的政治代理人，它基本上是在每一个机会窗口期都选择了对它自己不利、也对当地华人社区不利的做法。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基本上无论对于*本身在*的政治基地，还是说东南亚华侨原有的政治基地来说，基本上都是为时太晚了，因为他们已经边缘化得太厉害，今后无论采取什么政策，他们都没有多大的希望能够挽回局面了。可以说东南亚，包括*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在二十世纪初叶和中叶一度很有希望的中华化、华夏化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像（略）主义干涉的可能性一样，变成明日黄花，最好的机会已经错过。今后，无论从人口结构还是从政治经济*方面，他们都渐渐的落到土著的下风。土著跟原来的殖民者结成了反对华人社会的一个联盟，逐步地挤压华人社会的*。
rrrrr我们现在在看到民进党和*冲突的时候，不能误会说是，它仅仅是一个*化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旧的殖民体系解散的过程中间，认同政治和共同体形成过程的一个标本。*的那些支持者，主要是从大陆来的大中华主义者；而*那些人，主要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高度日本化的土著居民。他们之间，*和民进党之间的关系，不是美国*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不是欧洲社会*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非常接近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马来*社会之间的关系。土族本来凭自身的力量，不大可能战胜大中华主义的华人移民的*，但是由于后者在政治上的低能，以及殖民者的巧妙干涉，错过了最好的机会窗口，现在已经逐步缓过劲来，度过了最危险的时间，正在一步一步把这些本来可以取代它的力量逐步吃掉。未来的二、三十年，可以说是，过去三、四十年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趋势，就会结出它最终的后果。
rrrrr而东南亚呢，可以说是，在重返东南亚的日本*、美国主持的威尔逊主义的*圈、（略）通过一带一路渗入南洋的这个*圈，以及通过类似共产国际的方式以小股颠覆*的方式渗入东南亚的**之间，将来肯定会在东南亚演出一场好戏。而这场好戏的性质和内容都会很像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略）国际、日本*和西方*在中华民国范围内演出的那场好戏。将来的东南亚就是这场好戏的重大舞台。从现在的趋势看的话，仍然和当时一样，英美*仍然是占据金字塔的最顶端，无论改变什么形式，十拿九稳，他们仍然会是最后的赢家。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没有办法阻止在一个较短时期，比如说在二、三十年时期，一些怀有不轨之心的干涉*在这段时间内发动颠覆，然后再失败，在颠覆和失败的过程中间，付出很大的代价。
： 美国为何会放任新加坡这个华人政权建立？阿姨：美国不是放任新加坡建立，美国实际上是乐于看到新加坡独立的。新加坡独立是马来西亚宪法危机得到解决的主要条件。因为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最狡猾的政治家，而他的狡猾跟华人社会的政治传统是有关系的。可以说，*的苏丹和拉赫曼这样的贵族，相对而言，玩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玩不过李光耀的。李光耀在马来西亚最初成立的时候是实行的双重政策：他表面上号召他的支持者支持阿卜杜勒·拉赫曼（1903-1990，马来西亚国父）；但另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跟左派和劳工组织的*有联系，跟华人团体的*也有联系。一面他自己的政党形式上支持阿卜杜勒·拉赫曼；一面通过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加入以后，马来西亚整个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那个阶段内，华人人口超过了50%；没有新加坡，华人人口大概只有30%、40%，跟马来人的人口大致相当。其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人口。有了新加坡这个巨大的华人都市以后，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就非常有利于华人了。
rrrrr阿卜杜勒·拉赫曼这个人是个比较漫不经心、热衷于美酒和名马、不大喜欢关心政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来人有理由担心，李光耀很可能通过他狡猾的宫廷政治操纵术，把拉赫曼作为一个傀儡操纵起来，让自己变成马来西亚的实质统治者，然后逐步地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华人的国家。事实上，在新加坡独立以后，他确实在新加坡做到了这些事情。新加坡在名义上仍然是一个马来国家，它以马来语为国语，而不是以英国或汉语或法语为国语。但是实际上，李光耀所用的那些马来人都是他的傀儡，他自己的集团在这些傀儡的幕后实际上当权。这一套政治权术，应该说对于长期精通权术的华人社会来说，是顺理成章、毫不为难的；但是对于离部落组织不算太远、性格上比较单纯、不大懂得高级政治的马来人来说，他们玩这些东西不太纯熟。可以说马来人搞政治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他们不大老谋深算，不大懂得阴谋诡计，他们要么就是直截了当地搞暴动，或者是搞一些简单粗暴的限制措施。像李光耀这种狡猾的、表面上遵从你作为领袖、实际上在暗地里把你抽空的手段，他们玩不来的。所以，要求新加坡独立，主要是马来人的*。
rrrrr而阿卜杜勒·拉赫曼这个人本来是尽量想自己懒洋洋地过好日子，对各方都没有什么远见和长远打算。他要求李光耀退出的主要逻辑是，希望他不要生事，因为马来亚的极端组织，有的说要逮捕李光耀，有的说要发动反华的暴动。因为拉赫曼是一个老派的贵族，他虽然有钱，但他没有像*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有所删减，本文其他删减之处也皆以“略”替代，请读者们原谅。完美版已推送给vip读者。订阅冬川豆会员，请加小编ID：dongchuandouclub）这样的组织力量，真要发生暴动的话，他那点儿原始的警察部队也没有办法控制，马来亚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是远不如南越的吴庭艳的。他只有防患于未然，向各方面讨好，希望大家各自都不要搞*，别人威胁他要搞*，他没有办法，只有搞上层人物的内部和谐，他劝李光耀，为了避免出事儿，你就暂时先退出一下。李光耀看到形势不容许，就同意退出了。实际上在退出以前，有理由认为李光耀并不希望新加坡独立，他希望在马来西亚这个共同体中，为自己赢得实质上的操纵者的地位。他大概并不想要取代拉赫曼，因为拉赫曼是一个很容易操纵的人。但他没有意识到马来民族主义力量。尤其是他后来看清楚了苏联、美国在（略）主义*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中间，你必须选边站的事实。所以他在新加坡独立以后，认清了自己必须选边站的事实，所以就选择了跟马来西亚和解，而把新加坡变成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大后方。
rrrrr可以说后来新加坡的成就，归根结底是由于这个政治决定造成的。新加坡本身的经济政策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不要以为他搞资本主义就一定能够搞好。吴庭艳难道不是搞资本主义么？在1965年前后，南越的经济发展是东南亚各国中最好的，如果你在六十年代去考察东亚各国的话，你会认为南越比起南朝鲜来说是更加富裕的。但是最后南越完全（略）化了，而韩国却存留下来。这里面的主要因素是国际政治。李光耀之所以能够把新加坡幸存下来，归根结底是他在新加坡独立以后，把新加坡变成了美国军队的基地，使美国人足够地信任他。同时作为配合美国反共措施的一部分，他尽管自己是华人出身，在国内却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反华措施。他解散了南洋大学（1955年至1980年间存在的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用语的大学，学校校址位于新加坡裕廊西云南园（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1980年李光耀下令解散，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一所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禁止了华语教育，把新加坡的华人居民后裔变成了一批只会讲英语而不会讲汉语的角色。在做了这些相当于献投名状的做法以后，新加坡才能够在东南亚的*海洋中幸存下来，才能够心安理得、很受信任地充当英美*在冷战前线的一个桥头堡。
rrrrr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就东南亚在冷战时期的经验来说的话，像南洋大学堂这样的汉语教育，很容易首先产生出*那样的民族主义*，然后民族主义*又很容易从内部产生出亲（略）*，因为最容易被（略）渗透的组织就是*的民族主义*。他也可以合乎逻辑地说，*那一套比较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路线不可能真正解放中华民族，只有更加激烈的（略）主义的强有力的动员力量才能够解放中华民族，证据就摆在你们眼前，*已经滚到*去了，而（略）在大陆的动员措施虽然hungry死几千万人，但是不是已经建立了一套重工业体系，使人民解放军可以在朝鲜和越南作战了吗？使抗日战争那种狼狈的局面不再出现了吗？这个论据是非常有力的。
rrrrr坦白地说，如果你是华人社会的成员，而你非要一个强大的大中华不可的话，从逻辑上来讲，你是非要（略）主义不可的。确实只有（略）主义的有力的组织机器和无情的剥夺政策才能够集结到足够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建立一个军事化国家。这一点其实也是适用于俄罗斯的。俄罗斯如果没有列宁和斯大林，那么它会跟土耳其差不多。因为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者执行的是跟*差不多的路线，也就是说，照（略）的说法，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路线，它是反西方反殖*义的，要求土耳其独立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像苏联那样彻底地动员全社会的财富来搞工业建设，因此土耳其直到现在，发展几十年以后，它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重工业体系，土耳其之所以还能够混得下去，主要是依靠美国和西方国家给它供应军火，替它训练军队。如果没有西方国家对它的庇护的话，那它的军队不会比*在抗战时期强多少。
rrrrr如果俄罗斯或中国也走了这条路线的话，那么它不可能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没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无论是在沙皇的统治下，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统治下，还是在像克伦斯基那样的社会*主义者统治之下，它都不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国家。这个国家如果真的跟德国发生冲突的话，仍然会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顶不住德国。中国如果没有（略）的残酷措施的话，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代，还是在国民党时代那样，它也不可能承受得起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种消耗。
rrrrr我们要明白，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种东西。*小清新可以说，我既要一个强大的china，又要Chinese享受*、*和富裕的成果。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午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种巨大的消耗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四川、湖南和河南那些hungry死的农民身上榨出来的。不从他们身上榨钱，这些军队不会有。能够打败希特勒那些强大的苏联军队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乌克兰那些饿死的无数冤魂身上榨出来的。沙皇之所以打不了德国，就是因为他没有力量从他的臣民中间榨出那笔钱来。而（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能够榨得出这笔钱来。当然，榨出钱来这件事情是一个预支性的东西，它的社会在以后必然会付出惨重代价，但是至少在几十年的短时期内，要搞军事化，这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一点，（略）是没有说错的。
rrrrr如果在冷战的关键时刻，华人社会接受了类似*那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那么他们早晚会发现，下一步，要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必须得走向（略）主义，而且这个逻辑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无懈可击的。后来的发展也确实是这样。越南*也好，加里曼丹的革命联盟也好，马来西亚的老同盟会也好，最后它们的归属都是走向（略）主义。要么走向（略）主义，要么走向殖*义，两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说，在（略）主义深度介入东亚和东南亚以后，你要么就是跟着西方帝国主义走，要么你就跟着共产国际走。想既反西方又反（略），建立一种既**又强大的国家，这是一个梦想，是一个不考虑现实资源的梦想。
rrrrr而李光耀的特点就是，他坚定地选择了当殖*义的走狗。他不但在政治上讲去中国化，而且在文化上讲，把他本人和他的臣民都变成了讲英语的居民。这样的居民将来的认同是很成问题的。我知道有很多大陆人一厢情愿地把马华和新加坡的华人当成是自己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把你当作自己人。在他们的社会中，讲英语和讲华语就意味着阶级和认同的差别。你如果是不讲英语而讲华语，已经注定了你的下等人的身份。谢谢。
问：能否预测一下Tai湾的政治发展？
阿姨：现在已经用不着预测了，因为*已经基本完蛋了。它的问题不是一个政党的完蛋，如果一个政党暂时完蛋了，下次选举或N次选举以后，因为执政党总会犯错误的，执政党再好，执政了一段时间以后，选民也会对它感到不耐烦，早晚会想到要换政党的。但是，*的问题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族群的问题，也就是说，产生*的那个社会和产生马来人民解放军那个社会一样，已经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了。
rrrrr将来的Tai湾仍然会有两党政治，但是我估计Tai湾未来的两党政治将会在民进党和现在所谓的第三*之间。民进党将会变成一种审慎性的Tai湾本土派，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讲Tai独的，但是出于外交上配合中美外交博弈的需要，它会用一套外交语言把它的政策谨慎地包装成为中美两个大国都能接受的形式，以便让自己充当战争的前线，这样做，即使爆发冲突，责任也不在它，能够让美国人满意，但是实际上还是独立。另外一派，则肯定就是由太阳花学运产生出来，目前称之为第三*的这些新政党。这些新政党现在大概只占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选票，但是随着产生*的那个社会的衰弱，而民进党一党独大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不满民进党的选民不大可能回到没有希望的*的身边，而更有可能去支持这些第三*。最后，Tai湾的政党结构会由蓝绿两党的斗争，变成浅绿政党和深绿政党的斗争。审慎性的浅绿政党比较照顾国际形象和长远的外交礼仪；激进型、草根型的深绿政党则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选票。这两个政党将会逐渐挤占现在的两大党派的生态位。民进党过去是激进派的力量，在将来就是保守派的力量。比它更加激进的草根深绿力量产生出来，充当新的在野党和反对党。而*将会一去不复返。
问：Da陆会怎么反应？
阿姨：Da陆没有别的反应，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进行下去，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到他们在Tai湾的机会一点一点地消失，一点一点地被宰割掉，十年以后会比现在更糟，二十年以后会比十年以后更糟。它要逆转这个趋势，就必须在短期打一仗。这一仗可能在短期胜利，但是用不了几年就会使（略）本身也整个垮台，把自己也赔上去。这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Tai湾对于（略）本身的政治合法性来说，不是一个利益的问题，而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神话的关键所在。（略）存在本身就是依靠神话来维持，而这个神话的突破口就在*。如果Tai湾独立了，无论是*的大中华主义的神话，还是（略）的（略）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神话，都要在刹那间崩溃。这个后果是异常严重的。但是它如果敢于冒险去在Tai湾进行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它的下场又会更惨。无论如何，这个代价必须付出。如果你真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怎样得来的东西，最终你早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问：共同体的产生和路径的选择有没有内生性和主体性因素的影响？
阿姨：共同体是在西方*入侵的过程中间逐步形成的。在形成之前，你没法准确地判断哪一个共同体会形成，哪一共同体不会形成。你要是在1850年判断的话，你真的没法判断捷克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会形成。在中世纪，有摩拉维亚这样的地方，有波西米亚这样的地方，有瓦拉几亚公国，有特兰西瓦尼亚公国，还有摩尔达维亚公国。这样的公国遍布了整个欧洲。它们也许像布列塔尼公国和诺曼底公国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漩涡中间，它们曾经是政治组织，有形成共同体的潜质，但是最终被历史遗忘；但是也有可能，出于巧妙的机缘和巧妙的操纵，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冒出头来，成立了罗马尼亚王国和捷克*，这些都是依靠机缘。
rrrrr在它还处在非常幼弱的阶段，搞不清楚的时候，认同是很模糊的。十九世纪末期的斯洛伐克人，他到底是斯拉夫人还是匈牙利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你让他多受了一点斯拉夫的教育，他也许就会认为自己是斯拉夫人；多受一点匈牙利教育，也许会认为自己是匈牙利人。但是关键还是国际条约的规定。如果国际联盟决定捷克应该独立的话，那么即使波西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原先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但是将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他们是很可能产生出民族意识的。如果国际会议决定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合并，那他们也可能为自己发明一段历史，宣布他们是罗马尼亚人，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后代，尽管这段历史没有一点可靠的地方，百分之百属于胡说八道，但是假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变成真的。政治上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和它实际上是真是假关系并不是很大。一切民族本质上都是神话。
rrrrr你要说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这些民族一定会存在吗？不一定吧。如果国际条约签署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家稍微打一点呵欠，或者说本国民族主义团体的院外活动集团更能干一点或者是更愚蠢一点，后来的发展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吧。远东的形势是已经写定了吗？显然不一点啊。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到底是走英国路线、俄国路线，还是走解放亚洲的路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当时各种国际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稍微差一点，例如，对犬养毅首相的刺杀没有成功，让他多活几年，结果就会不一样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犬养毅如果多活几年的话，日本不一定会走向退出国联以后，跟西方国家相对抗的道路。
rrrrr这些事情都是在敏感的关键时期，都取决于极其偶然的现象。但是路走得久了以后，哪怕是将错你就只能就错了。就好像说是，一个小孩在十八岁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他确实有很多种可能的路线，如果我对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天天游说他，啊，你学医非常好，我带你去当医生吧，他哪怕是开始对医学不太感兴趣，但是我如果带着他去当医生，让他在医院连续工作五年以后，他很可能一辈子做医生了。但是如果我在这五年之内，我带着他去当建筑师，天天去建筑公司实习的话，他很可能一辈子就做建筑师了。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当了二十年医生以后，命令他，你以后不要再学医了，以后再去当建筑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rrrrr民族和共同体也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在现在这个时代想，爱沙尼亚原来存在吗？它不存在。它只是封建中世纪的一个公国，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它受俄国沙皇的保护，并没有明显的独立欲望。但是苏联（略）主义成立以后，它由于恐惧（略）主义的缘故，不敢留在苏联当中，宣布独立。一旦独立以后，它就产生了自己的民族意识。等到斯大林和红军再一次战胜它的时候，它就觉得是耻辱了。请注意，当俄国彼得大帝第一次来，把他们从瑞典人的手中划到俄国沙皇手中的时候，这只是沙皇和瑞典国王的事情，当地居民一点也不在乎是瑞典国王当权还是俄国沙皇当权，他们没有民族意识。但是等到他们在一战以后宣布独立，斯大林的Hong军再来的时候，他们就有民族意识了。他们逃进森林打游击，誓死不愿意接受苏联的统治，在被苏联镇压了几十年以后，被俄语的公立教育*洗了几十年以后，还是第一个从苏联帝国中冲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路径的问题。
rrrrr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走哪条路线还是不确定的事情。但是经过战后连续几十年，它已经走到同一条路线以后，你就很难指望它再改变路线了。你要是说在1935年，Tai湾会走到什么路线，还不好说，因为这时候的Tai湾跟大清帝国末年的Tai湾还不是差别很大，大多数人民仍然在地主和士绅的统治之下，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他们不在乎是天皇统治他们还是大清皇帝统治他们，只要自己的负担够轻、日子过得好就足够了。然后经过日本人在三、四十年代的公立学校教育，等到二战时期的*青年已经是，可以说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的适龄青年总共只有六十三万，有六十万人抢着去报名参加日军。日本人只在日本本土征兵，Tai湾人和朝鲜人当不当兵是自愿的。但是全体Tai湾青年踊跃参军，唯恐日本军队不接受他。日本人只征兵两万三，六十三万Tai湾适龄青年中有六十万抢着报名。不被日本军队接受的那一部分人感到很伤心，就像是高考失利一样，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情。到了这一步，你要再挽回已经很困难了。如果倒退二十年，那是可能的。再前进二十年，就不可能了。像马来民族吧，在拉赫曼统治时期，他们还只是居民，但在经过马哈蒂尔（1925-，马来西亚*时间最长的总理，长达22年，执政期间马来西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经营二十年以后，你要再想让他们倒回去，恐怕就已经不可能了。或者说即使可能的话，也需要有粉碎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打击，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问：我认为本土的、内生的东西对共同体的形成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比如，日本本土的文化在日本共同体的形成中，就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
阿姨：共同体的认知主要是一个边界认知，跟你实际上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不算很大。最主要的东西是，让它充当符号，充当凝聚的符号和分离的符号。实际上的差别是不是很大，那是很难说的事情。你要说是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别很大，那它跟*的文化相比，哪一个的差别更大？你去问孙中山、章太炎这批人，问他一句，是中亚的*跟上海人的关系近呢，还是韩国人、日本人跟上海人的关系近？他们十个人中间会有九个人回答说：日本人、韩国人和江苏人都是华夏文明和孔子的子孙，而*和*喇嘛则不是的，我们跟日本人关系近，跟满人、蒙古人的关系疏。如果你现在再问，得到的答案可能不一样。会有很多人说，我跟*的关系和*的关系更近，而跟日本的关系比较疏。到底哪一个更亲哪一个更疏？这主要是一个政治选择的问题。
rrrrr像波西米亚那些人，他们的上层人士都是讲德语的，你也可以说波西米亚语只是像高地德语、低地德语那样的一种方言，反正上层人物都说普通话，只有下层人才说方言。只要他们愿意选择跟德国人在一起的话，他完全可以把波西米亚语作为方言而存在的。促使波西米亚建立捷克民族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他是天主教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对普鲁士人始终怀有嫉妒之心；第二呢，波西米亚是奥匈帝国的主要工业区，而奥地利和匈牙利都是农业区，利益结构要求波西米亚人跟奥匈帝国的其他部分有所区别，要不然他们作为发达地区是吃亏的。这两个基本盘决定了他们必须为自己发明一个民族标志，然后他们就会发明出，我们跟斯拉夫祖先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血统这个东西是说不清的，然后根据这个标志重新构建自己的民族。
rrrrr只要，第一要有利益上的需要，第二要有国际政治上面的有利的和现实可能的前景，这两点建立了以后，然后你构建民族那是不患无词，不患没有标志的。像中华民族这样的东西，它内部的异质性相差之大，是人类社会中极其少有的，即使奥斯曼帝国也比不上，很少有像这样相差如此之大的居民能够自身是同一个民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国际条约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你如果真想把它拆散的话，那不愁找不出理由。
rrrrr你如果真要把日本东部和西部拆散，那也是不愁没有理由。日本东部和西部一向是相互瞧不起的，江户人绝对瞧不起京都人的，他们吃饭的口味都不一样，京都人一定喜欢吃淡的，江户人的口味要浓的多，江户人自以为豪侠奢侈，瞧不起京都人的俭省吝啬。你如果非要把他们分离开来，那你完全可以说，以公卿文化为核心的京都文化是代表着一种高雅的精致的贵族文化，他们像哈布斯堡的奥地利一样，有一条特殊的路线，跟关东武士和商人建立的政权不一样。关东武士和商人和工业家的政权，有点像新教的普鲁士，他们不大重视艺术，而比较重视武力和资本主义，性格上跟南方人和西方人不一样，尽管他们原先都是德国人一脉相传出来的，但是还是应该像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一样建立两个民族。难道这个理论建立不起来吗？你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不难搜集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京都核心和江户核心是类似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不同核心，应该建立两个民族。
rrrrr但是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这样发生呢？因为国际政治不是往这方面走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最终的分离，骨子里面是法俄两国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不断干涉的结果。而日本的统一，则是海上的日本在地缘和政治上易于统一，然后以后的历次国际条约又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的结果。所以归根结底，文化的因素在共同体的形成中不是最主要的，它只是起一个标志和象征的作用。是首先有了这样的需要，有了这样的路径，然后你才去选择这样的象征，而不是说有这样的象征就可以建立民族。同样的象征存在，但建立不起民族的事例多得是；同样的象征不存在，但人为的发明象征的事情也是多得是的。
们首先要考虑到，通常所谓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有所删减，本文其他删减之处也皆以“略”替代，请读者们原谅。完美版已推送给vip读者。订阅冬川豆会员，请加小编ID：dongchuandouclub）主义扩张是从苏联建立开始的。苏联建立以前和苏联建立以后的（略）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仅考虑理论，也不能仅仅考虑后来发生的事实，因为理论和实际形势之间的差别到底是谁约束了谁，是需要看许多变数的。
rrrrrMarx在世的时候，（略）主义代表的是一个比当时常见的激进主义更左的派别，他对于组织形态的反感是异常彻底的。这一点你从Marx本人在论巴黎公社、论官僚国家之类的逻辑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的情况是*主义是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组织，而（略）主义是坚决不肯接受任何国家组织的。他采取的政策是一个更乌托邦、更积极的政策，他要求的是一种具有中古风格的行会之间结合的一种自治组织。这种自治组织其实在中世纪结束以后没有多少可行性。但是由于（略）主义在Marx时代所抢占的生态位，它本身就是一个打算当永久反对党的生态位，所以是不是可行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激进派内部的生态位中怎样才能抢到最大的空间。因为这些激进派党派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任何人都没有当权的可能性的，他们也不打算当权，对于他们来说，在本来就不可能当权的各种*中间，以表面上比较激进的言辞抢占一个话语权的优势反倒显得比较重要一些。
rrrrr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十九世纪的政治逻辑。国会政治从本质上讲是从哪儿来的？是封建主义的一个自然延伸。封建主义的实质就是各等级共治，国王作为贵族的领袖，贵族负责提供军事义务，然后市民阶级负责出钱，既不能动武又不能出钱那些人根本就是不算在内的。所以十九世纪的议会政治确实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它是有产阶级产生的议会和掌握武装力量的贵族共同治理国家。双方之间在如何分配权力上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别，但是很明显，在当时，既不负责当兵又不负责纳税的无产阶级是不在共同体之内的。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才能理解早期（略）主义那些所谓无产者没有祖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或者说Marx为什么根本上采取退出一切政治*、要求砸烂一切国家组织那种激进立场。十九世纪后期发生的变化是，普选制逐渐推行，因此它对社会党形成了一个生态性的压力。在普选制实行以后，工人阶级变得有可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定席位了，在这个背景下才产生了第二国际所谓修正主义和极端派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战前夜，可以说是，第二国际还没有正式分裂，但是它内部已经存在着激进派和议会派之间的一定的张力。这个张力在Lenin夺取政权以后就变得非常明显。
rrrrrLenin本人是一个有趣的典型，后来他指责托洛茨基（1879-1940，布尔什维克主要*、十月革命指挥者、苏联红军缔造者以及第四国际精神领袖。他带领布尔什维克赢得了1918-1923年的俄国内战，并成为这一胜利的精神象征。列宁死后他被排挤出苏共领导核心，后流亡海外，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刺杀于墨西哥）和布哈林（1888-1938，苏共早期的重要*之一，列宁评价他是党内少有的理论家。曾协助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后与斯大林发生矛盾，被逐出*政治局。大清洗中被处死）那些人不懂辩证法，实际上你考察他的意思，他所谓不懂辩证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他在革命以前、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以后的立场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最初时刻是按照他永远不能执政而且永远没有希望执政那种逻辑来行事的，那时候他采取的立场基本上是极力反对社会革命党的。但是等到机会窗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突然出现的时候，他断然地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把对方的纲领纳入到自己的纲领内部，为了自圆其说，他就说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纲领的人是不懂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是一个万能的筐，它可以解释一切表面上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东西。
rrrrLenin是这样一种人，他在某一方面是像Marx的，Marx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他表面上对普鲁士国家是深恶痛绝的，但是暗地里，在海外，他按捺不住对普鲁士强权的崇拜，而对斯拉夫人和拉丁人充满鄙视。因为Marx本人终生没有执政，所以这一点对Marx正确不正确不是太重要。但它对Lenin是正确的。Lenin对于德国人，特别是德国人在一战时期发明的那种动员体系，是表面谴责，暗中极端崇拜的。一战以前*的普遍倾向是，他们是反对国家组织的，尤其反对国家和资本家生产集团的协调，这种协调在他们来看是一种更加危险的组合。而无产阶级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去组织化，是反对和打烂这种协调的。而俄国本身呢，在一战时期实际上也形成了这样的协调组织。当时负责干这种协调活动的主要是十月党人，十月党人在斯托雷平（1862-1911，尼古拉二世的内阁总理大臣，以镇压革命*和实行保护富农的土地改革而著称。曾于1906、1907年两度解散杜马（Duma），并将选举权提高，限制于富人及贵族之中）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家和企业家的组织。战争对于他们来说不完全是损失，同时也是个机会。因为沙皇的整个国家机器是比较原始的，无法胜任大规模战争和组织，而军事物资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要把它们搞成一个协调体系，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办到的，而没有企业家和工会的通力合作，也是难以办到的。
rrrrr可以说，俄国的所谓的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很多方面都预示了后来的（略）*，它代表着ZF、工业家和工会的垄断性的合作，双方按照指标分配的方法瓜分市场，实际上是牺牲了比较分散的农民的利益。它的做法是这样的：工业家的委员会，实际上它垄断了*的军事订货，按照ZF的军事规划来确定它的生产，然后再根据它的生产配额跟各大工会合作。工会实际上拥有了招工和劳动的垄断权，拥有了控制工资的垄断权，而企业家则拥有了控制物资的垄断权。在这两种垄断权之下，*和军事机关实际上已经不能摆脱它了。在这个垄断之下，最大的牺牲者就是农民。因为农民失去了过去那种按照*定价来购买工业品和出卖粮食的权力，现在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他们必须按照军事工业委员会确定的价格，以不利于农民、而有利于工业生产者的价格来出售农作物和收买工业品。
rrrrr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比较缓和版的斯大林*的预演，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比较粗糙版的鲁登道夫（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总体战”理论的提出者。1916年凡尔登之役后，德皇为了在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委任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他们企图孤注一掷，动员大后方全部力量实施总体战。战败后鲁登道夫逃往瑞典）*的一种模仿。因为德国人搞战时工业是效率最高或者说是磨合最好的，德国人对此非常感到自豪，觉得德国是组织国家的先驱者，因为德国人的组织性比其他国家都要先进得多，所以注定应该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组织性就很差，因此他们并不掌握未来。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利益冲突，目的还是要把中欧这种先进的经济模式普及到全世界。而在协约国看来，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对*的威胁，协约国也不一定是为利益而战，他们也就是要为了保卫传统*，不能让这种邪恶的危险新*蔓延出去。
rrrrr在当时，大家都认为社会*党或者是任何*者在政治光谱上是比*派更左的一派，因此，它本来是会比*派更加积极地反对这种组织国家的模式的。Lenin的意义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创造了一个极左和极右的集合体。表面上看，他是以社会党极左派的身份出现，但他完全接受了右翼军国主义者的组织方式，把这些为战争机器而组织起来的军事工业生产的配额移植到苏联*内部。这一点才是他取得胜利的秘诀。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实际上要欺骗他的主要选民，因为他所要建立的这个*恰好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和所有左派*最深恶痛绝、非反对不可的东西。这种东西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工人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超经济剥削，但是它能在短时期内把巨大的力量送到前线去。
rrrrrLenin在十月革命以后，他采取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类。在这方面，后来无论是苏联御用史学家的解释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解释，都没有把Lenin的两种类型的做法区分开来。一种类型的做法是作为煽动家的Lenin，他的目的是破坏性的，为了破坏敌人的*所采取的做法。比如像布尔什维克那种士兵委员会，破坏前线的军事纪律，以煽动逃兵为目的，破坏旧军队的统一武力，然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内部进行怠工活动，诸如此类的做法。另一部分呢，则是为了建立他自己的*。如果把这两部分政策都混在一起就会造成一种非常矛盾和非常滑稽的现象：因为一方面，破坏敌人方面那种比较温和的管制手段；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比他反对的那些东西更加尖刻和彻底的统治模式。
rrrrr例如，他在临时*军队里公开宣布逃兵无罪，士兵有权力枪杀军官的；但是在他自己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和赤卫队中间，又要求毫不犹豫地恢复军事法庭和死刑判决，对任何怠工者立刻执行死刑。在企业家和十月党人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工人中间的少数派，尽可能地破坏工人多数派掌握的工会，使劳动配额没有办法正常展开；而在他自己掌握的政权范围内，他实行全面的物资管制，只给服从分配的工人发香烟和面包，对于不服从分配的工人要毫不犹豫地作为怠工者而枪毙。
rrrrr在他执政的最初一两个月内，跟着他走的那些人，主力是逃兵和怠工者。这些人支持他的主要动机就是因为克伦斯基（1881-1970，二月革命后担任过临时*总理，但很快被布尔什维克发起的十月革命推翻）*和立宪*党（1905年成立的俄国政党。该党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地方自治局人士所组成，主张在俄国成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政治由议会主导，配以成年男子普选权和部长责任制。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该党一度成为支持临时*的主要政党。但该党主张继续战争，很快失去支持，临时*垮台后，该党被苏维埃*查禁），不肯直接退出战争，不肯直接解除前线士兵的负担。而Lenin呢，答应把什么东西都给他们。但是Lenin一旦掌握了政权以后，马上就开始在内战中实行比以前克伦斯基在外战中形成的更刻薄的动员措施。于是最先支持他的*，包括在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那批水兵，也首先发动*，以（略）主义与*的口号来反对他。这一点其实就是Lenin主义那种极左和极右相结合的性质的体现。我们可以说，很难说Lenin在自己心目中到底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手段。但他反正是依靠比*派更左的那些极端派*，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摧垮了克伦斯基*，然后用他真正管用的那套极右的手段来实现军事动员和物资分配。
rrrrr可以说，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的*队伍，不是在十月革命的时候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后来的三年内战中产生出来的（十月革命成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和少数大城市，但全国遍布着反对他们的*，尤其是拥有法统的高尔察克临时*还存在。布尔什维克通过三年内战才基本控制全国）。他们在性质上和出身上有很大区别。十月革命当时和之前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很小的党派，全党党员充其量也就有几万人。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国际主义者，绝大部分成员是俄罗斯帝国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和高加索人。他们活动的范围遍及全世界，在俄国国内的时间反倒是很少，跟俄国社会的接触很少。通过内战时期，红军数量扩大到几百万，*队伍也扩大到上万人。这些队伍中间，大部分人员都是在俄罗斯国内新招募、通过临时的Lenin主义训练产生出来的新型*。这些*没有见过国外，也不像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一样，把在各国之间游走、发动恐怖活动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他们的工作跟鲁登道夫的军官和企业家非常相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和管理物资的分配。这个物资分配后来被证明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力量，足以约束全社会的行为。但就当时而言，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到这个组织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列宁临死之前对他自己新产生出来的这个组织结构也缺乏明确掌握的能力。
rrrrr他临死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分成了彼此之间不大衔接的几块：一块是托洛茨基本人统治的Hong军和情报部门，一块是季诺维也夫①统治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的革命分子，一块是布哈林和李可夫②统治的一些经济管理的官僚，一块是Stalin统治的党务工作者。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好像是最出风头的，他号称是Hong军之父，军队和情报系统又好像是最强大的力量，而Stalin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最不显眼的角色。党务工作在革命以前是没有多少人看重的，一般来说就是那种最笨的、最没有创造力、也最不受人重视的人，才去干这种比较机械性的差事。总书记这个词后来变得非常重要，但在当时的话，他确确实实就是书记的头儿，书记跟抄写员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干这种活的人一般是没有什么政策上的决定权的。而Stalin在革命以前和革命期间，他发挥的作用给人的印象也就是这样，好像他是一个不大有政策决定权，自己在政策方面也没什么主意的人，有主意的人始终是另一批人。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他掌握的系统塑造了后来苏联体系的一个关键：他制造了*党，他掌握了*培训和人事分配这一个重要的权力。这个权力在Lenin在世的时候大家还不是很重视，但是在后来就变成了党的核心。最后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军队、情报系统还是世界革命系统都斗不过他。
1、1883-1936，苏共早期*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Lenin病重期间，他与加米涅夫、Stalin被称为“三驾马车”，实际负责党的日常工作。列宁病死后，他们将托洛茨基逐出*。后来因为Stalin权力的不断膨胀，他与加米涅夫一起联络托洛茨基反对Stalin，在1926年被打倒并逐出党*。1934年Stalin发动大清洗，季诺维也夫被指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首脑之一而遭逮捕拷问，审判之后被立即枪决。
2、1881-1938，苏共早期*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30年被解除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 在1936年肃反运动中被撤职，1937年被开除党籍。1938年3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根据伪造的材料，以“参与托洛茨基的恐怖、间谍和破坏活动”的罪名，判处李可夫、布哈林等以极刑。
rrrrrLenin死后，最先出现的状况是，Stalin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人联合起来围剿托洛茨基。主要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托洛茨基的风头最盛，对别人的危险更大。但这种围剿，在国际政治上有很强的附带后果。因为Lenin还在世的时候，本身并没有打算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长期现象，在他的想法中，俄罗斯这个落后国家，只是起革命导火索的作用。一旦导火索燃烧起来，革命蔓延到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最终是要离开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尽管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但是世界革命最终是要燃烧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最终的活动中心还是要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在他心目中应该是到德国，因为德国毕竟是组织性最先进的地方，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也是德语而不是俄国。
rrrrr但是二十年代初的欧洲革命相继失败以后，这条路渐渐地走不通了。对于他来说，通向东方的这条路线，针对中国、针对爪哇、针对*世界这条发展路线，基本上是一个退而求其次，一种相当于两万五千里的一个绕道攻击，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权宜之计也使他的*队伍有了一个转移的机会。像他在一战以后派到远东的这些*，马林这些人，他们最初，绝大多数是欧洲人，他们在东方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欧洲人对土著人的优势。因为他们毕竟是欧洲人，在欧洲人统治的远东，土著人是不大能够分清楚他们到底是欧洲体系的维护者呢还是反对者，这个最初的身份对他们的隐蔽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rrrrr二十年代初期，在托洛茨基集团、斯大林集团、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集团基本上还在维持共治局面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是对应于相应的革命策略的，因为各人对Lenin的革命策略都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像季诺维也夫，对他来说，共产国际是他最根本的*范围。他在苏联内部的权力基础在圣彼得堡或者说列宁格勒，那是俄罗斯最欧化的地方。季诺维也夫的核心*是他面对欧洲的窗口，他的主要经营是通过共产国际向欧洲乃至于全世界各地输出革命。他的集团相对而言是苏联集团中国际化色彩最浓的，包含了最大范围的非俄罗斯人。托洛茨基的集团主要是军队和军事情报人员。军事情报人员和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人员，风格上是有重合，但是也有一定的差异：季诺维也夫那些人员，较多地继承了战前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基本传统，他们从事公开性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比较多；而军事情报人员呢，是人数比较少而比较精干，打入*内部的情况比较多。
rrrrr而Hong军本身和托洛茨基这个集团，他们的政策倾向是更加极端的，配合托洛茨基那种在全世界同时实行世界革命的倾向。托洛茨基的理论基础大致上就是，他认为，在十月革命前夜，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不赞同在十月革命当时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他是极少数愿意配合Lenin的人。他认为只有他懂得Lenin的心意，他认为十月革命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于大胆的冒险，冒险活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历史。而Lenin跟其他*者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在其他*者不敢冒险或者是不能冒险的情况下，Lenin能够果断地冒险，在别人认为他不能成功或者没有成功条件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革命本身，反过来创造成功条件。所以在他看来，在苏联成立以后，形势没有改变，他仍然可以通过冒险行动尽可能地去创造革命能够产生的形势。所以托洛茨基系统的人，包括著名的越飞①，他实行的政策，都要比其他人要激进得多。像越飞后来在自杀以前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后来自杀实际上是因为托洛茨基失势以后，他觉得他自己在远东长期经营的成果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才产生这样的结果。
1、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1908年至1912年于维也纳学习医学，同时与托洛茨基一同编辑《真理报》。1912年回俄国，被捕并流放至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委员，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协助托洛茨基领导红军工作。十月革命后成为副外交人民委员，协助托洛茨基对德国谈判。1923年1月与孙文发布《孙文越飞宣言》。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同年11月16日，越飞在莫斯科的医院内自杀。
rrrrr而Stalin呢，他自己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在内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些党务工作和管理工作者。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从小就没有离开过俄国，整个工作范围也没有离开俄国，他们的整个世界就只有俄罗斯本身，他们对海外不熟悉，而且也掌握不了海外的形势，他们出于自己的部门利益的偏见，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后来Stalin提出来的那种一国建设*。但我们要注意，一国建设*这话不是Stalin二十年代首先提出来的。Stalin在二十年代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抵触任何政策，只让别人去掐，他自己作为一个干活的人，继续当一个不大显眼的角色。等到三十年代以后，他的敌人已经严重削弱，有些人已经完全灭亡以后，他才开始感觉到自己有制造理论的必要，然后把一国建设*这件事情当作他个人的理论创设拿出来推广。但实际上呢，就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说，与其说是他创造了一国建设*这种理论，不如说是在一国建设*这条路径成为现实以后，他要把现实的情况变成他自己个人的功劳，把这种功劳放在他自己的头上，同时弥补他缺乏理论家名声的缺陷，才制造出这种理论来的。布哈林的特点就是，他是Lenin宠爱的理论家，在Lenin临死之前，从事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是主管这些政策理论创设的人。在二十年代末期的时候，他还没有收手，正想把自己的理论搞到底，所以当时他跟Stalin的关系是比较接近的。
rrrrr二十年代后期远东革命开始的时候，苏联内部的权力平衡还没有完全打破。所以最初在越飞和孙中山、吴佩孚之间打交道①，以及国民革命最初开始的时候，苏联本身的政策还处在混沌状态。而苏联内部的权力演变，和远东革命的成败之间，又有各式各样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某一部分的革命成功了，那么大家都会说，这是我的路线胜利的证明；而某一部分失败了以后，大家都会说这是你的路线失败的结果。用这样的东西作为政治武器，在苏联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1、1922年7月，越飞被任为驻华全权代表。1922年8月，越飞到北京后，与北京*谈判，对手为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越飞想先达成建交目的，顾维钧要求苏联红军先从外蒙撤退，谈判未果。越飞又联系驻军洛阳、掌握北京*实权的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吴佩孚拒绝了游说，甚至扬言说要组织一支精锐部队收复外蒙。于是越飞将目标转向孙文。与孙中山会面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文同意苏军留驻外蒙，并维持中东路现状，苏联则表示愿意资助*。
rrrrr但是真正和实质上的路线差异也是有的。托洛茨基掌握了Lenin那种简单化、突然袭击的思想方法。对于他来说，远东的形势很清楚，苏联将来的主要敌人就是日本。苏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即将来临的在远东和英日帝国主义的决斗做出适当的安排，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打击目标移动到东三省上面来。军事情报局采取的政策是鲁莽的、坚定的，以消灭日本和张作霖集团之间的联盟为基础。越飞在跟孙中山谈判的时候，他最重点的游说就是想要把一切有可能反对张作霖的*都团结起来反对张作霖，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孙中山要和张作霖发展一种远交近攻的密切关系（为了共同对付直系，孙和奉系当时形成了结盟关系）。无论南方孙中山集团的反应是怎样的，托洛茨基和红军集团是把满蒙边境，尤其是外蒙古当作自己的禁脔，因为这些地方基本上是远东红军直接控制的地方，他们一直在对即将爆发的这场未来的假想的远东战争做准备。对于他们来说，冯玉祥和郭松龄（1883-1925，奉系干将,1925年与冯玉祥勾结反戈，战败被杀）肯定比南方的*人更重要一些。
rrrrr而南方的*人，上海和广州这一方面，按照苏联人的认知图景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英帝国主义控制地区。他们对*本身性质把握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对印度和爪哇（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南临印度洋，北面爪哇海，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则位于爪哇西北）搞工人运动的经验（马林就有在印尼创建*的经验）反倒是把握得很清楚。照他们来看，广州和上海基本上是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城市，这些殖民城市应该是采取类似于爪哇、类似于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和加尔各答（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这样的类似经验，尽可能地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以工人运动为基础，在城市里面展开工作。他们认为，*这样的机构应该是发挥像是爪哇*联盟①这样的作用，主要是当一个白手套，用它的合法地位来掩盖工人运动的展开。实际上苏兆征②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香港和广州发生的大规模、长时间大罢工。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在*（背后是苏联）的支持和组织下离开香港的工作岗位。国民*还*香港交通运输）这些活动，基本上就是*和苏联相互配合，推行以城市为中心，以反对英帝国主义为主要目的的城市战略的产物。
1、即印尼*联盟。该联盟起初是较为温和的*组织。一战期间，发展为群众性的反殖*义组织，1916年会员人数达30万左右，被列宁称为“土著人的民族协会”。1917年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反对“可恶的资本主义”。由于一些著名革命者的参与和驱动，1921年3月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殖民压迫是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果，必须以工农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同年10月，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右翼*的努力，会议通过“会员不准跨党”的决议，印尼革命者退出联盟，使其力量大为削弱。1927年联盟决定对殖民当局实行不合作的政策。1942年日军占领印尼，联盟*停止活动。
2、1885-1929，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参与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同年加入*。1927年春，代表*参加武汉国民*，任国民*委员兼劳工部部长。7月，在分共前夕退出武汉国民*。12月广州起义，苏兆征虽不在广州，仍当选为广州工农**的主席。
rrrrr苏联对靠近苏联边境的满蒙，东北亚这个区域，和南部靠近东南亚的上海广州这个区域，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政策，而且是用两个不同系统的人经办的：靠近苏联边境的这个部分，包括中亚*的地区和张作霖、冯玉祥的地区，起主要作用的是托洛茨基军事情报系统的人，越飞和加拉罕①在这些地区有特别强大的发言权；而在南方呢，起作用的就是共产国际系统的那部分人，共产国际系统的那部分人往往是欧洲的工人运动专家，他们跟*的关系还处在一种摸索的状态。
1、1889-1937，亚美尼亚人，十月革命后先后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副外交人民委员，参加布列斯特和谈。1918-1920任苏俄外交事务全权代表。1919年7月、1920年9月、1923年9月三次代表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并未兑现）。中苏建交后，出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李大钊作为他的下线，在冯玉祥等人与苏联之间牵线搭桥）1926年，因中东路问题，张作霖表示不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他撤离中国。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逮捕处死。
*人，特别是蒋介石，非常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后，向内地发展，占领内地的大批省份，至少是打到长江流域去。而苏联本身的代表对这些不大感兴趣，他们认为在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以反英为目的去发动运动是更符合革命宗旨的行动。到那些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去，那些地方既远离苏联边境，又远离帝国主义所在的地方，是偏离了主要矛盾。所以北伐这件事情，从苏联在南方这一系的工作人员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是苏联的失败和蒋介石的胜利。rrrrr但在北方，出现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说苏联在南方的政策基本上是反战的话，它在东北和内蒙的政策却是非常好战的。它迫切希望通过各式各样的行动来推翻张作霖，打掉日本在东北这个重要的堡垒。李大钊和加拉罕在北方的主要经营就是尽可能地分化吴佩孚和张作霖的部队，在中间扶植起自己的代理人来，尽可能地推翻张作霖*。后来的郭松龄兵变就是他们这种招募活动的结果。西北军大体上来讲实现了苏联方面的目的，像张克侠（1900-1984，192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加入西北军。1924年加入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1925年再度加入西北军，与冯玉祥结成连襟。1927年赴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年成为（略）特别党员，由（略）直接领导，长期从事地下情报活动。卢沟桥事变前积极制造摩擦。1948年晋升陆军中将，淮海战役中策动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投共，严重打乱了国军部署）这些人，都是在二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经过苏联的手进入了西北军。
rrrrr按照他们原来的规划，郭松龄兵变本来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等郭松龄推翻了张作霖以后，利用*做傀儡，把东北军改组为东北国民军，跟冯玉祥实现联盟，然后，冯玉祥的西北军、*的东北军，就可以发挥第二个外蒙古的作用，使苏联的安全得到永久性的保障。托洛茨基集团在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是非常冒进的。在郭松龄接近沈阳又突然遭到挫败的时候，加拉罕竭力主张，苏联在这个紧急关头上不应该犹豫，应该马上派Hong军越过边境介入满洲的战争，因为毕竟张作霖集团已经取得了日本的间接援助，如果苏联在这个时候不插手的话，听任郭松龄毁灭的话，那么过去连续几年的经营都要付诸东流了。①
1、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却到辽河东岸据守。郭军在攻打新民县巨流河时，遭到日本关东军袭击，后方被从黑龙江来支援的奉系吴俊升切断，白旗堡的弹药库被烧，郭军一败涂地。郭松龄化装逃走，不久被捉住处决。
rrrrr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因为Lenin已死，苏联的领袖层中已经没有有一言九鼎的威望的人了，这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内部的权力斗争了。在这个关头上，托洛茨基暴露出自己得罪人太多而非常孤立的特点。在Lenin去世后的最初两三年，他说话还有人听；但是在郭松龄兵变发生的当时，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已经把他大大架空了。事变发生以后，他只能够拼命讽刺三驾马车发挥了热月党人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采取的一系列恐怖措施引起了普遍恐慌，最终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的决议，将其送上断头台。这次政变发生在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故名），错过了革命的大好机会，但是无能为力。官僚系统的拖延政策发挥了作用。加拉罕拼命催促他们赶紧派兵，但是苏联犹豫了很久，始终没有派兵。在他们犹豫的这个关头，郭松龄已经兵败身死。冯玉祥通过他跟郭松龄的关系在奉军内部安插的第一批暗哨，经过这次事变以后，基本上被张作霖铲平了。
rrrrr实际上这次事变对于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影响，比后来的四一二政变还要大。因为对它来说，满蒙这个边界地区，实际上比上海、南京或者是广州都要重要得多，这是直接关系到苏联本身安全的地区。郭松龄的失败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非常之大，此后，可以说苏联领导层始终是把张作霖当成是远东革命*的主要障碍物的，在欧洲能够跟他分享同样资格的人只有西班牙的弗朗哥。Leninists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比较尊重能够让他们吃亏的人，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rrrrr但是对于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僚来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最迫切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是要利用这件事情，第一，对今后的革命事业进行调整；第二，就是把责任该归谁的问题首先讨论清楚。对托洛茨基来说，这一点很明显，就是验证了他在三驾马车排斥他的时候就已经预见过的事情。他认为只有他才真正代表了革命的精神，三驾马车对他的排斥，从阶级性质上讲，那是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农民分子占了上风的表现。
rrrrr他分析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先那些国际*组成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时期被严重地稀释了。由于内战时期官僚系统的极度膨胀，布尔什维克党内以速成的方式吸收了大批原先是出身农民的新党员。这些党员在他看来，照Marx的理论，农民是天生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的党员，满脑子都是落后的农民思想，混进了党内以后，也使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他看来，像Stalin这样没有远见、而有野心的庸人，本质上讲，不是他个人的性格问题或者才能问题，根本上讲他这种态度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缺乏政治远见的一种体现。Stalin是热月现象的代表，因为照Marx的阶级分析理论来说，热月政变和后来拿破仑*，就代表着法国革命以后，得到财产的那些小有产者的阶级利益，他们从内部篡夺了革命，使革命转入反动，他认为Stalin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为了使革命恢复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摆脱落后的俄罗斯的环境。因为Marxist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他很有理由地说，只要布尔什维克党继续留在以农民为主的俄罗斯，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慢慢要受落后的农民的意识形态的侵蚀，渐渐地通过热月现象而堕落。在他看来，他本人的失势和斯大林这种毫无才能的人的崛起，本身就反映了农民从内部篡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你要是相信Maxism的话，你就会看出他这套逻辑是严丝合缝，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
rrrrr而Stalin的反应，其实全是从现实政治角度来讲的，也就是说，现在革命不适宜啦，欧洲革命失败啦，力量对比不利啦，都是现实政治的理由。而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是接近于Leninism的。当然这种东西落实到现实中，那就要出现极端冒险的手段了。苏联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它能不能够承受起在远东跟日本直接打一场战争的冒险，这是很难说的事情。后来，Stalin在三十年代完全掌握权力以后，他倒打一耙，把托洛茨基这些行为解释为，托洛茨基其实是一个对革命怀有不轨之心的危险分子，因为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希望，而他拿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希望来冒险，实际上是体现了他不忠于Lenin，从内部破坏Lenin成果的一种企图。
rrrrr但实际上，当时在远东出现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苏联系统内部不太稳定的缘故，它所武装起来的各路人马彼此之间协调和配合不太好。像李大钊，因为李大钊在早年是北洋系统内部的人（早年的李大钊是铁杆的袁世凯党羽和段祺瑞党羽，对镇压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非常积极，引进和鼓吹国家主义），后半生虽然替苏联牵针引线，但他在早年形成的很多政治习惯轻易改不了。他的主要路数是北洋时代各军阀之间的政治测试那种路数，他牵线搭桥，在直系和奉系的各个旧将领之间跑来跑去，挖出一部分将领来，通过他倒戈。越飞和加拉罕呢，另外还有一条路线，就是通过东北的俄国侨民，中东路的工作人员，以及东正教的人员中间，从他们中间安插一部分军事情报局的间谍，然后以他们为核心，通过在东北铁路的打工者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打工者发展另一套群众运动的体系。这两套体系之间协调得不太好，群众运动的那套体系很轻易地暴露了，给张作霖提供借口，然后在清洗和折腾的过程中间，把李大钊那套隐藏得比较深的上层体系也暴露出来了，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②。
2、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西院兵营。1926年夏，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正式向苏方提出，驻华大使加拉罕“完全超越了大使本身应具备的职权范围及国际法所公认的基本准则，因此不再承认加拉罕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加拉罕离华返苏。苏联使馆成了一个留守处。1927年3月，张作霖和各国使团接洽，要求允许北京*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4月4日，公使团首领、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各国同意了张作霖的要求。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对苏联驻华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其中的李大钊等60余名中国人以及15名苏联人，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4月18日，北京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
rrrrr在东北损失严重的同时，华南的情况反倒显得比较顺利。在廖仲恺死后的大清洗当中，蒋介石和汪精卫迅速地打垮胡汉民（1879-1936，*元老，孙文死后*内资历最老的*）和许崇智（1887-1965，长期追随孙文，粤军主将之一，为孙文击败陈炯明主力。在审理廖案过程中，胡汉民、许崇智均被列为重要嫌疑人而被夺权）等老派，模仿Lenin死后那种方式，对孙文搞了造神运动，对*内实行整顿③。对于苏联来说，它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本来寄予了最大希望、花钱花得最多的满蒙这一部分，突然遭到了十分严重的挫败；距离比较远，重视程度只是放在第二位的广东和上海，忽然显得很顺利。顺利和不顺利这就是关系很大的事情。比如说，你的公司有两个分公司，上海那个公司本来打算是主要分公司，广东那个公司是次要分公司，但是突然你发现到年底的时候，那个次要的公司赚的钱很多，你原来计划的主要公司反倒是亏了本，自然而然的，无论你原来的计划是什么，你都不得不提拔那个赚了钱的那个分公司的经理，否则就显得不公平，以后很难做领导了，而不得不相应地压一下那个没有赚钱的那个分公司。
3、1925年8月20日，*左派*廖仲恺遇刺而死，追查此案的直接后果是胡汉民、许崇智等元老失势，而汪兆铭快速上升，蒋介石占据权力中心。同年11月，不满联俄容共政策的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老派*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文灵前召开*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决议案，与广州的*党部对立。1926年1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西山会议派的党籍（1927年清党以后恢复）。
rrrrr苏联当时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东北的失败和广东、上海方面的成功，对苏联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东北的失败，主要损失在托洛茨基的军事情报系统；华南的成功，主要的收获者在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系统中。于是此消彼长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两个系统大致上来讲都不是Stalin的人，Stalin自己提拔的这些*是当时布尔什维克中相对比较土鳖的那一部分，他们很少到国外活动。当时在国外活动的人，主要还是季诺维也夫系统的人和托洛茨基系统的人。东北的失败和华南的成功，使苏联内部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地偏向于三驾马车这一方面，严重地削弱了托洛茨基以后的发言权，而且也给苏联本身带来了一种——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一种类似幻觉的东西。他们认为通过共产国际这种社会性渗透的方式，可以不用费太大的代价，就能够让革命的火种燃烧起来；而托洛茨基设想的那种军事干预和大规模内战，成本很高，而看起来也不是很有必要。这种幻觉一直等到四一二政变的时候才破灭。四一二政变对苏联来说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讲，即使是在远东这样帝国主义*比较薄弱的地方，你仅仅通过社会团体和组织渗透的方式，仍然是不够的。这对苏联后来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升级性干涉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
rrrrr但在苏联党内，又不得不相应地引起一场相互之间推卸责任的争斗。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以后的那段时间，托洛茨基是彻底靠边站了，所以真正的争论是发生在Stalin系统和季诺维也夫系统之间。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可以说，托洛茨基是更激进、更冒险的一派，季诺维也夫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派；但是在季诺维也夫和Stalin之间，季诺维也夫又显得像是比较冒进的一派，而Stalin显得是比较保守的一派了。季诺维也夫嘲笑Stalin，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斯大林的错，因为斯大林这家伙是满脑子土鳖思想，小资产阶级毛病改不了，所以他出于阶级本能的缘故，对中国革命中那些靠不住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人，是太亲太爱了，Stalin动不动就要说，蒋介石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可以信赖，现在好了吧，你这么信赖蒋介石，蒋介石倒打了你一耙，看你怎么样~
rrrrr而Stalin则反过来说，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Stalin从来没有说过信任蒋介石，恰恰相反，他还在什么什么时候说过，蒋介石这种人早晚要背叛革命什么什么的④。后来有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按照后来的历史形势倒推，他们认为，Stalin在三十年代以后是苏联的主要*者，在1928年前后也一定是苏联的主要*者，就说Stalin设计要做掉蒋介石，然后蒋介石才反击，诸如此类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把Stalin后来在跟季诺维也夫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自我辩护的话当成了真正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其实是有问题的。
4、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攻击他的中国政策是右倾错误时，Stalin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他们中有领导军队进行反帝斗争的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用作反帝斗争之用。”1924年4月6日，Stalin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几天之后，“四·一二”事变发生了。
rrrrr这个问题分为两个层面。你要说苏联系统中有没有要做掉蒋介石、进一步推动革命的想法呢？那肯定是有的。尤其是现场工作人员，特别多。像上海那些跟（略）他们一起活动、跟上海远东局一起活动的那些前线革命家，他们确实是打算的，因为他们跟蒋介石处在一种非常近距离的正面竞争的关系，他们是最积极的要求赶紧做掉蒋介石、进一步地推动革命的人。鲍罗廷（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1923年至1927年期间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中国广州*代表。是推动孙文联俄容共的主要人物。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遭到南京*通缉，同年10月回苏联。1949年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入狱，被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1951年死于伊尔库茨克的劳改营）本人也很想利用唐生智（1889-1970，原为湖南赵恒惕下属，后兵变自立，勾结*。北伐时为主将之一。北伐之后，他的*一度成为反对蒋介石和新桂系的武汉国民*的军事主力）和武汉的*把蒋介石这个用完了的前革命英雄抛到一边去。越是远东前线的人，在这方面表现得越积极。但是Stalin本人绝对不是这么积极的人。所谓不积极，不是说他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者是经营，想要把远东革命引向一个方向。因为当时他工作的重点是培养国内的*，基本上没怎么关心远东的事情。
rrrrr倒是布哈林关心得比较多。布哈林的关心是理论性质的，他认为远东的革命可以对他发展Leninism的学术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他就开始振振有词地讨论远东的阶级结构是怎么样的，富农阶级该算在哪个阶级里面，买办阶级又该算在哪个阶级里面，发明了很多这些很无聊的知识分子性格的东西。你可以从那些问题中看出，他作为（略）的理论家，从他的口气就可以看得出，他其实是很享受自己发挥智力优越感的过程的，他觉得玩这些排比游戏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他在远东，跟Stalin一样，其实也是没有自己的班底的。斯大林不发言，因为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手下的人基本上在远东是不大活动的，活动的都是其他系统的人，所以他自然而然也就不太发言了。
rrrrr而季诺维也夫在这一点上是处于最敏感的地位，因为在国外活动的人主要是他的人，成功和失败，无论在理论上辩护，讲出来责任归谁，但是实际上死的人是他的人，受到损失的组织主要是他的政治资本。Stalin的资本在国内，国内的*党没有在远东活动，所以受的损失很小；而季诺维也夫的党，就算是他成功地把所有责任都推到Stalin头上，死的人还是他的人，他受的损失毕竟还是最大的。这个道理跟张国焘后来吃亏的主要原因是一样的。无论你们俩谁对谁错，但是你张国焘的人马给打光了，就算是你正确那也是你错误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rrrrr我们要真正从求真的角度来讨论，那你得说，季诺维也夫的话包含的真理比Stalin的话包含的真理要多得多。在北伐时代，Stalin对远东革命，关注度不太高，说的话也是以场面话为主，因为他毕竟是革命*的一员，在苏联和*关系很好的时候，蒋介石又是*左派重要领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要拍几句蒋介石的马屁，说蒋介石如何如何革命，如何如何好的话。但是你要用这些话证明他对蒋介石缺乏警惕性，因此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或者是背叛革命，那是没有什么依据的。这样的场面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说过，苏联革命的所有领袖，像布哈林这些人，其实全都说过的。在*跟苏联的蜜月期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苏联*都以各种方式说过**的好话。不仅说过蒋介石的好话，甚至说过比蒋介石更右的胡汉民那些人的好话，他们都是说过的。这不能说明问题。Stalin在说这些好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怎么真正管事。后来Stalin自己说，他其实早就对蒋介石不放心了、早就想挤掉蒋介石这个橘子这些话，放在上下文中和当时的语境中，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右派是一个橘子，用完了就挤掉，这些话，他不是专门针对蒋介石所控制的北伐军的，他是一般而言，泛泛而言，要表示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坚定性和他统战工作巧妙性而说的。
rrrrr他说的*右派，是不是指蒋介石还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四一二以前的语境中，说*右派，多半不是指蒋介石，而是指西山会议派，甚至指的是在北伐时期加入*的那些军阀*。所以，除了鲍罗廷这样的人以外，按照远东的苏联代表的看法，很少有人会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比唐生智更右的人。当陈独秀和苏联的代表谈论，由于北伐，*右派*有一定发展的时候，他们主要指的对象，不是蒋介石统帅的那些黄埔军的老革命，而是北伐军在前进的过程中间，招降纳叛，从北洋军阀和地方军的*中间，临时拉过来的那些、投靠过来的那些人，例如像贺耀祖（1889-1961，曾留学日本，归国后成为赵恒惕手下。1926年春，唐生智发动兵变驱赵，贺耀组和同僚叶开鑫联合，在吴佩孚支援下讨伐唐生智，将其逐出长沙，唐生智乃投向南方国民*，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上援唐。此后战局完全逆转，贺耀组处于劣势，遂改投国民革命军）、He龙、ZhuDe这些人，就是他们当时所谓的右派。我们不要以为He龙和ZhuDe后来投靠（略），他就是左派。在当时，无论按共产国际的标准看，按*的标准和（略）的标准看，他们都是右派。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原先的地方*和军阀*，投靠革命基本上是投机性质的。鲍罗廷没有追究唐生智的问题，是因为他想利用唐生智来打倒蒋介石。但是对于大多数（略）来说，没问题，唐生智肯定是比蒋介石更右的人物。就算蒋介石还不够左，当时的（略）普遍认为蒋介石没有汪精卫左，汪精卫才是真正根正苗红、跟着孙中山一路走过来的左派。蒋介石没有汪精卫左，但是他毕竟也还是老左派的一员，比起唐生智这种后来才加入革命的人，他肯定是要左得多了。
rrrrrStalin作为苏联名义上的领袖，他当然要配合说话，但同时他作为一个不太实际管海外事务的人，他说的话自然不太具体。他说过，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右派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坚定的，一定是坚持原则、坚持路线的，右派敢捣乱，我们就要先把他像挤橘子一样挤掉。这些话是一个泛泛而言的威胁，主要是想对他的听众表现他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不比其他人差。但是他当时对中国内部的局势的了解还不像后来那么清楚。因为他也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不能说，他在抗战后期以后对远东形势掌握得渐渐成熟了，就断言他在二十年代后期也有同样的本事。应该说，Stalin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在欧洲勉强是混过一下，对东方形势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他后来对东方形势有一些知识，是他掌握权力以后逐渐学习，长期尝试错误的产物，不是说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已经有这样的水平了。他在二十年代末期最关心的还是，怎样利用革命形势发展，无论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把错误推给别人，功劳留给自己，尽可能地把别人排挤掉，把自己弄上来，这才是他真正的动机。所以尽管当时他说的话不如季诺维也夫说的话靠谱，但是对于自我辩护来说，也是足够了，虽然是有点牵强的。
rrrrr但是无论如何，他说季诺维也夫有错，可能是牵强的；但他说他自己没有错，则大致上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干事的话，你是不可能犯错误的。远东的形势主要不是他负责的。他在远东干的是什么事情呢？干的跟十月革命的事情差不多，他干的是干活的事情，干的是打杂的事情。例如有人要向广东运一些援助和军火，这就是Stalin的事情了。Stalin作为总书记，作为*的头目，他不负责制定政策。总书记有政策制定权，那是后来的事情。在Lenin时代，总书记就是干活的人。我们*委员会或者人民委员会制定了政策，制定了政策总得有人去干吧，我们这些伟大的明星人物是用不着去干苦活的，我们是从理论上讲，从先进理论出发，判断什么政策正确，等我们讨论出结果来，具体干活的人是你这些不够聪明、理论水平不够高的人，Stalin就是这种理论水平不够高也不够聪明、但是能干活的人。等我们讨论出来了，比如说要向广州运什么军火，决定下来了，Stalin同志，你去办吧，你想办法去筹集这个那个物资，从海参崴调集这个那个船只，运到广州去~这个是你的事情。Stalin对北伐革命的贡献就是这些。等别人讨论出结果以后，他负责去干活，这就是他干的事情。
rrrrr但是你很难找到什么证据说，他到底作过什么决定政策的事情。老实说，我觉得吧，从他留下的那些记录看来，北伐时期的苏联*应该是很瞧不起他的。瞧不起他的理由，跟十月革命时期的*瞧不起他的理由差不多，因为他说来说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绕来绕去给人的印象就是：这家伙要么是根本什么也不懂，只是因为他好歹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必须发两句言，所以就说了两句废话；要么就是个胆小鬼，谁也不敢得罪。别人说话总是有内容的。比如说列宁在革命以前，他就指天骂日地说，你们赶紧动手赶紧动手赶紧动手，现在你们不听我的话，机会一旦错过就不会回来，你们将来会后悔莫及。他说的话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季诺维也夫他们说的话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工人阶级大部分不赞成我们，这个委员和那个委员跟我们不配合，现在革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诸如此类的话。双方说的话都是有内容的，尽管立场相反。Stalin说的话是什么内容也没有的，他的话绕来绕去，你看来看去，怎么也看不出他到底是在支持Lenin呢还是反对Lenin。
rrrrr当然这样做也有好处，后来托洛茨基骂他的时候，主要罪名就是，当初十月革命的时候，只有我托洛茨基坚定地支持列宁的正确路线，你们季诺维也夫和Stalin都是不赞成的。他把Stalin这些绕来绕去的话展示出来，你看，Lenin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确了，你还在那儿绕这个那个的，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哎呀~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沙俄时期为俄罗斯首都，1914-1924年间更名为彼得格勒）工人的革命情绪如何，我在斯维尔德诺夫（1885-1919，Lenin的亲密战友，组织能力极强，由他保证Lenin的路线贯彻到全俄。革命成功后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联第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没有突然病死，很可能是Lenin之后的第二代*）同志那儿听的话又是如何如何，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明显是在给列宁添堵嘛。
rrrrr但是Stalin说，这根本不是我在给别人添堵，这说明什么问题，只有我真正地领会了Lenin同志的意图。季诺维也夫他们当然是革命的叛徒，就凭他们反对十月革命这一点，他们就罪该万死，说明他们是Lenin的叛徒。但你托洛茨基也不是好人啊，Lenin同志是负责作决策的人，他作出决策以后，不是让你给他做理论分析，而是让你去办事的对不对？你一天到晚在那儿论证世界革命顶个屁用，你应该是Lenin同志一说要世界革命，你就赶紧去替他办事才行啊。我Stalin同志是，Lenin同志一表态了以后，我马上就停止了任何关于政策方向的争论，我立刻就去办事了，你看，我不是在替人跑腿么？他这样的一种论证方法就是怎么论证都行。如果托洛茨基当了权，他完全可以把这些做法拿出来作为证据，证明我没说错Stalin吧，他就是一个庸人，庸人是没有头脑的，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政策，他就是替人跑腿干活的。这样的说法是完全说得通的。但按照斯大林那种解释他也可以说得通。反正你只要没有表态，你往哪个方向解释都是可以的。
rrrrr他在北伐前夜的时候，起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他给*的报告，要么就是门面话，抽象地讲一下，帝国主义，你们发抖吧，不要以为在欧洲打赢了你们就怎么怎么样，远东的革命如火如荼，然后，追忆伟大的Lenin同志，请看，我们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Lenin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抹一把眼泪，啊！我多么怀念伊里奇，如果伊里奇还活着该多好啊，然后，啊！Lenin同志早就说过，远东的革命烈火要熊熊燃烧，blablablabla，blablabla，说完了以后，听众还是一点信息量都没听出来。要么呢，他就是做具体的报告，啊~我斯大林同志办了什么事，我从顿巴斯（顿涅茨克盆地的简称，位于乌克兰东部）弄了什么什么煤，派什么什么船把它运到爪哇去了，我从海参崴又给广州运了什么什么东西去，我从旧金山运了什么东西去，我从墨西哥运了什么什么东西。看上去给人的印象就是，好像托洛茨基是没有看错他，这家伙就是一个只会干活的人。
rrrrr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是因为，不管采取哪一种路线是正确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做错什么，因为无论哪一种路线都不是他制定出来的，所以追究责任确实追究不到他头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无论谁对谁错，反正1927年和1928年的损失（清党）是1923年和1924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它是老布尔什维克组织遭受的一次严重打击，等于说，Lenin时代那种具有国际*性质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团组织又受到了一次打击。那些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因为在一战以前，（略）的数目本来就是很少的，哪怕是把国际上跑来的那些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这些人都加在一起，人数也就那么多。而且这些人又由于他们的工作习惯的缘故，他们多半不愿意在俄罗斯内地去干什么苦差事，去跟着斯大林搞什么这儿修水坝啦那儿修工厂啦这儿修路那儿修路那些庸俗的工作。
rrrrr老实说吧，这是个性格问题。你仔细想想那些革命的是什么人，如果我是一个具有工程师那种性格的人，我可以有这个耐心，很有耐心地在这儿修公路在那儿建厂，这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可能加入（略）革命么？不会吧，我如果有这个耐心按部就班去干活的话，我为什么不就近在斯托雷平的手下或者是在英国、法国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呢？我不用革命我就能给你干修桥补路的活儿了，反正大家干的都是同样一个活儿么。所以从性格特征来说，那些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能够参加革命，那就不是省油的灯，是具有浪子性格的人，他们根本受不了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地遵守组织纪律性，老板让你干什么，你就老老实实去干就行了，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以外，你最好是没有头脑，干活干得越多越好，问题提得越少越好。如果他们是这种人的话，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加入Lenin的布尔什维克党。但是Lenin的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以后，你既然有了俄罗斯这个盘子，你在俄罗斯内地总得需要有一些干活的人，而既然你已经把所有的其他政党都给打垮了，这些干活的事情就还非得招一批新的（略）来干不可，而这些新的党员就是跟着Stalin这个干活的人走的。Stalin系统的人多半就是这种人。
rrrrr而季诺维也夫系统的人呢，那就是比较接近于Lenin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这种人，具有冒险家和浪人性格这种人。这种人自然而然地，他会觉得，啊，如果像以前资产阶级老板一样，留在内地去干这些日常的行政工作或者建设工作，是非常烦人的事情。他们出于天然的本性，希望世界革命继续熊熊燃烧，我们继续到革命前线去过革命浪人的生活。因此这些人最容易跟着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到欧洲去，到远东去，继续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也正因为是这样，在革命事业受到损失的情况下，这些人死得最多，大部分损失都是他们。这批老革命的损失，对于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弥补的损失。
诸 葛亮在《出师表》中说 ① ，大意是这个样子的：在刘备死以后，我们在四川的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年刘备从荆州带进四川的那些人，比如说凉州的将领某某某，荆州的某某某，还有青州的某某某，这些都是我们刘先主在全国各地活动以后纠集全国精锐才找到的人才，现在他们死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不得不趁着他们还没有死完以前发动北伐，要不然很快就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那种局面了。诸葛亮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瞧不上巴蜀本地人，他觉得巴蜀本地的人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具有全国性视野的第一流人才都是他从洛阳、从荆州那些比较靠近秩序中心带来的那些见过世面的能干的人，本地的人补充不上，尽管四川也不缺乏人口，但是本地的土鳖论能力来说是取代不了他们的。这就好像关羽死了以后你不能用廖化来取代关羽一样，两个人不是同一层级的人。所以他要求趁这些人还没有老没有死以前赶紧发动北伐打回中原去，再不打回中原去，等这些人死光了以后，只靠巴蜀本地的人就不行了。1、《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rrrrr以此类推，你就可以理解，季诺维也夫系统和Stalin系统有什么差别。按照第一代，Lenin那些战友，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数量是不能代替质量的，他们往往用阶级斗争的术语说，我们这些Lenin的老战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先锋队员；而Stalin这批人呢，是小资产阶级庸人。但是你要透过Marxism语言去看实质呢，实际上他说的就是，我们这批人是走江湖见过世面的国际**。照Lenin本人的说法，老布尔什维克就像金矿一样宝贵，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那比有一百个其他人都还要重要得多。而Stalin搞一些只会干活的、从俄国内地来的、农民出身的那些土鳖，你再怎么训练也训练不出这样的阅历和见识来，他们顶多就是一批能干活的人而已。所以从老布尔什维克角度来看，Stalin这样的人不用不行，因为俄罗斯毕竟是我们的主要基地，但他们并不太爱惜俄罗斯，他们最终还是梦寐以求地要把革命带到更先进、灯光更加明亮的舞台上去，去寻找他自己的、能够说得上话的伴侣。
rrrrr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说你要是在纽约或者巴黎混得惯了以后，哪一天让你到乡下去混两天，你会觉得寂寞得不得了，觉得这些人都是土鳖，连找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会昼夜不停地怀念巴黎那些沙龙，就算你在巴黎混不下去，但是那里有那么多有趣的人，你跟他很谈得来。然后跑到乡下去，那些农民除了自己今年种什么，明年赚多少钱以外，简直就说不出几句话来，不知道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左派作家、音乐评论家），也不知道《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代表作，1915年作者因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流行一时），总之是找不出一点可以活下去的理由。不行，我非得回巴黎不可。你理解了他这种感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Lenin死后，他们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急于发动世界革命的动机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在俄罗斯内地憋也要憋死的。但是Stalin本身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于他来说，他能够到莫斯科来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
rrrrr他养的那些*，在沙皇时代和克伦斯基时代根本就是连离本村二十里路之外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他们来说，从农民当上*，已经觉得这是三辈子烧高香的结果了，于是得意得不得了，可以好好作威作福当当土皇帝了，外国的事情，他已经想不到那么多了。其实，你要说是阶级差异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阶级差异，因为他们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当然你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术语来说的话，那就是，你是小资产阶级。Marx对小资产阶级的主要定义就是，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什么叫做庸俗？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只在乎这些眼前利益就叫庸俗。
rrrrr但是越来越少的精英经过这些打击以后，不管你庸俗不庸俗，即使你不庸俗，你的*已经受到了很大打击。第一，你以后的舞台基本上丧失了；第二，活着回来的人很少。对于季诺维也夫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在二十年代以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①集团和Stalin、布哈林集团发生冲突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他在最后的斗争中，基本上是只凭着列宁格勒的*和Stalin控制的全国性的*相斗争。其实这一点也是有阶级的差异的。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俄罗斯唯一的欧洲城市，季诺维也夫的基地在列宁格勒，那一点都不是偶然的。
1、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苏共早期重要*，Lenin的助手之一。十月革命之后，被选举为苏维埃全国大会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担任苏联人民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委员会列宁研究所所长职务。Lenin去世后，他与托洛斯基、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一同当选苏共*政治局委员。他与季诺维也夫一起，联合斯大林、布哈林，将托洛茨基逐出（略）*。后因Stalin权力的不断膨胀，与季诺维也夫一起，暗中联合托洛茨基反对Stalin，最终在1926年被打倒并逐出（略）*。1934年Stalin对老布尔什维克发动大清洗，加米涅夫遭到逮捕，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略）联盟”重要成员，遭枪决。
rrrrr你想一下南宋的情况就明白了。为什么汴京（开封）失陷以后，北方人都集中到杭州来呢？因为杭州就是汴京的替代品。我们本来是北方人，但是金人把北方占了以后，我们在北方混不下去，我们自然而然地要跑到南方的首都来。杭州作为是汴京的代替品，北方来的各州各县的人都只有在这里才能觉得安心，只有在临安（杭州）才能够吃到跟汴京一模一样的羊肉卷，其他地方你只能吃鱼，鱼是南方人吃的，我们这些北方人实在是吃不惯。只有在临安你才能够听到熟悉的汴京口音，只有在临安你才能够见到皇帝，总之，只有在临安你才能够做得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为什么能错把杭州作汴州呢？因为北方人全都跑到杭州来了。
rrrrr列宁格勒是个什么地方？是俄罗斯的欧洲。等到革命者在真正的欧洲混不下去的时候，只有在列宁格勒这样的地方，他才能够混得比较舒适，他才能够感到他在欧洲。而在莫斯科的话，他的感觉就会像是普希金在敖德萨（位于黑海西北岸的港湾都市，亦是乌克兰重要的各种物资集散地及重要贸易港口）一样，我TMD怎么混到这个地步，混到一个亚洲人待的城市？不行！我一定要回圣彼得堡。像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26日，一部分受到西欧影响，试图改变专制制度的贵族军官趁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尼古拉一世还未继位之际发动兵变，被镇压）那样，一旦跑到了乌克兰或者是跑到了俄罗斯东部的其他地方，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啊~涅瓦河畔啊涅瓦河畔啊，圣彼得堡郊外的白杨树林啊，离开这些我实在是寂寞得不得了啊，天天都要怀念圣彼得堡~
rrrrr但是Stalin呢，他有全国性的*。可以说，在世界革命失败以后，季诺维也夫和他的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不是绝对没有，季诺维也夫如果有Lenin那样的魄力和Lenin一样好的运气的话，他也可以凭借少数，用突袭的方法干掉Stalin，然后扭转局势的。但是后来证明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机会和能力，到底谁是运气好，谁是能力强，这本来就是很难区别的。列宁搞十月革命是很冒险的举动，按照实力对比来说，万一稍微出一点意外的事情，说不定他就倒下了，而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有所删减，本文其他删减之处也皆以“略”替代，请读者们原谅。完美版已推送给vip读者。订阅冬川豆会员，请加小编ID：dongchuandouclub）内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不支持他（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支持Lenin起事计划的只有托洛茨基等极少数），他也很可能完蛋的。
rrrrr你要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那等于是这个样子的：首先，苏联早期的正统意识形态是世界革命，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是苏联本身的特点，而是整个十九世纪*者的共识①，他们的基本逻辑就是国际主义，Lenin本人也是要世界革命的。一国建立*，不是Stalin提出来的，而是苏联在欧洲革命不成功，在亚洲革命又不成功，最后走投无路，发现自己已经被关在俄罗斯这个*里面了，没有办法，只有自圆其说一下，才制造出一国建立*这种理论来的。一国建设*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是诸葛亮说他以后要专门建设巴蜀一样，你想他会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种话？那肯定是北伐失败以后他才会这么说的。但是这种格局呢，就自然造成了内部的此消彼长，越是支持世界革命的人，你垮得越快。最积极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是托洛茨基，所以他第一个先垮；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所以他跟着就垮下来了。
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答：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rrrrr季诺维也夫垮下来以后，苏联的权力结构变成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治。这两个人在具体政策上虽然也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希望守着苏联的盘子，削弱对外扩张的力度。对外扩张是一个消耗巨大的事情。因为Lenin时代比较短（1917年11月夺权，1922年11月第二次中风后不能理事），所以制造神话的人容易去找Lenin时代，有很多人在后来苏联快要垮台的时候都说，啊，事情都坏在Stalin手里面，如果让Lenin晚一点死的话，Stalin也许不至于猖獗到这个地步。其实恰好相反，Stalin比Lenin要温和得多。Lenin的榨取力度比Stalin要大得多。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Lenin他是一个天下为家的人，俄罗斯对他来说是一个导火索，只要把火烧大了，导火索烧光了也没有关系的。Lenin本人是犹太人，他手下的人净是些犹太人或者少数民族，他们本身是不大珍惜俄罗斯的，他们对俄罗斯的掠夺才是真正残忍的。而Stalin反而比较好一点，Stalin虽然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来看，他也是掠夺得很厉害，但是他只有俄罗斯这一个盘子。
rrrrr你可以很公正地说，Stalin至少对俄罗斯的重工业建设——虽然他在技术水平上不能说很高——但是他对苏联内地的工业建设，是出了一把力气的。Lenin是不肯出这个力气的。同样的资金和资源，Lenin是宁可发给国外的颠覆分子去用的，因为他觉得他很快就能回到欧洲；你如果要让托洛茨基当权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些资源用到Hong军身上去，然后用这些Hong军去打张作霖或者打日本，去发动世界革命；如果这些钱落到季诺维也夫手里面，他肯定要把这些钱弄去支持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支持爪哇岛的革命运动，支持印度的提拉克（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1856-1920，印度国大党早期领袖之一。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革命运动，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革命运动，也把它花光。也只有在Stalin和布哈林的手里面，这些钱才会留在苏联国内搞建设。
rrrrrStalin和布哈林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别，但是如果我们用几句话简单粗暴地概括一下，就是说是，Stalin和布哈林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希望把钱花到国外去，希望降低世界革命的烈度，都希望把钱用在苏联境内。但是Stalin希望把这些钱主要花到军事工业上面，使苏联在将来万一遭到外国入侵的时候能有抵抗能力；而布哈林呢，则希望主要把这些钱花到农村建设上面，尽可能地使占苏联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富裕起来。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还在的时候，可以说，钱花在农村还是花在城市，这一点不是重要的差别，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差别。把钱花在苏联国外还是苏联国内，这才是根本性的差别，是最大的路线斗争。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Stalin和布哈林能团结在一起。
rrrrr当然这个团结也有一定性格上的原因。因为Stalin这人搞理论是不行的，他的常识感可能比知识分子更多，但是要讲写文章、讲理论分析，他显然不如党内最主要的秀才布哈林。而布哈林呢，知识分子惯有的毛病是什么呢？是嫉妒心。知识分子像女人一样嫉妒，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地方，它容不得第二个知识分子，就像美女最讨厌的是身边有其他美女一样，知识分子需要有观众，他希望所有的观众都不断向他鼓掌，啊~你是多么聪明~同时还要不断地骂其他知识分子，他是sb，他也是sb，他他他也是sb，跟崔永元说周立波一样，我们文艺界的风纪很不好，我们天天都在骂别人，你们就比他们好得多，你们只是一星期骂一次。这是知识分子的惯例。所以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人从来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是非知识分子，这些非知识分子可以老老实实给他当观众，不断地崇拜他，同时顺着他的意思去骂别的知识分子。
rrrrrStalin能够满足布哈林在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党内最缺乏知识分子性质、最笨的人就是Stalin。他这个人适合于当观众，谁也不觉得他有资格当演员。而布哈林则是（略）内的秀才，也就是说他是表演欲望最强的人，他最需要别人的掌声。而Stalin表现得很愿意给他掌声，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觉得，Stalin比托洛茨基要好得多。托洛茨基也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人，如果他跟布哈林混在一起的话，两个人必然是要争风吃醋的。但是Stalin这人没有或者很缺乏文学方面的虚荣心，他在乎实际上的权力，却不在乎有没有别人的掌声。所以他们两个人等于是有一种性格互补。布哈林爱虚荣但不爱实权，掌握实权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懒人，让他们掌握实权，干枯燥的日常工作，又没有掌声，又累又没有人夸奖，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坚持下去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很难掌握实权，他们要的是虚荣。而Stalin这个人恰好是不在乎虚荣而在乎实权的人，两个人在性格上是一拍即合的。更不用说在政策上，他们都是一国建设*这个流派的人。所以北伐失败后的那几年，主要的事情就是Stalin和布哈林联合起来，整倒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①
1、1925-1927年的苏联是Stalin和布哈林“二人统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遵循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布哈林进行猛烈抨击，而Stalin阵营则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敢于“说出自己思想”，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当Stalin操纵党的机关的时候，布哈林则从政治上加以表述并从理论上为之辩护。
rrrrr在这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性格差异对后来的事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托洛茨基是一个硬骨头，他怎么也不肯屈服，于是新的*只好把他赶到国外去，因为当时Stalin的权力还不像后来那样大，所以还让他活着出去了。但是季诺维也夫就吓破胆了，其实他当时如果肯跑到国外去，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宁可卑躬屈膝地向全党认错。他这一认错，对后来事情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这个认错的话，Stalin后来会不会搞大审判之类的演出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他给Stalin一个印象，哈哈~原来你们这些所谓的老近*其实是些软骨头，我把你们抓起来以后，你们肯定会配合表演，上法庭去给我表演一下，说你们是叛徒、内奸、间谍，我才是Lenin同志的真正继承者。如果季诺维也夫当时硬一点的话，Stalin最后虽然仍然会攫取权力，但是他说不定会采取另一种办法，例如直截了当把你们杀光了事，就不见得想去表演了，就不会去搞莫斯科大审判①那种表演活动了。
1、斯大林安排了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第一次是1936年8月，被审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是1937年1月，被审的是“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人被枪决；第三次是1938年3月，被审的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三次莫斯科大审判都是公开进行，邀请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在法庭上，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全部承认检察官指控自己的罪行，并且还主动揭发其他的同伙，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描述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且在最后陈述中歌颂Stalin。
rrrrr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Stalin与他们见面，说“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既然你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你们，那么在你们肯帮助*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你们呢？”他们信以为真，按照内务部侦讯人员的要求，背诵自己的“台词”，直到最后被送上刑场。被处决之前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Stalin打个电话吧！”
rrrrr审讯布哈林时，Stalin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自己早在1918年就企图暗杀Lenin。最初布哈林拒绝招供。叶若夫等人以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布哈林*就范，只得配合表演，也被枪决。
rrrrr表演这件事情，即使你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归根结底你还是需要受害者做一定的配合的，你一定要让受害者在法庭上痛心疾首地表演，哎呀！我就是帝国主义间谍，我就是背叛了Lenin同志，那必须受害者配合的。如果你真是硬骨头的话，我死了就死了，你杀我全家就杀我全家，这个表演还真的是搞不成的。能够搞得成，就算是有杀全家的威胁，也说明你其实就是一个软骨头。这一点，从侧面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沙皇其实是非常仁慈的，像这样的软骨头，沙皇只要稍微狠狠地整一下，保证他最近二十年之内不敢再干了，但是沙皇确实是太仁慈了，所以没有怎么真正地整他们，所以他们才理直气壮地革命到底了。等Stalin给他来真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暴露自己的本色了。
rrrrr但是对这些人的性格分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明了什么呢？十月革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Lenin冒险成功了，不等于别人冒险都能成功。其实你真要讲忠于Lenin的政策，那么Stalin和布哈林是并不怎么忠于Lenin政策的，因为他们的政策都显得太谨小慎微了，不肯冒险。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虽然也不是完全忠实于Lenin的，但是他们在冒险性这方面比较接近于Lenin。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掌舵人是布哈林和Stalin的话，那十月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Stalin和布哈林这两个人在十月革命当时是不可能采取冒险行动的。而就是因为Lenin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冒险家在1917年掌了权，所以十月革命才能够产生。
rrrrr但是反过来，如果Lenin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冒险性格的人在1928年仍然*的话，苏联估计就完蛋了，他们肯定会把苏联拖进破坏性的战争。要知道1928年的苏联，它还不是1940年的苏联。我们不能说，1940年的苏联有T-34坦克什么什么的，能够跟希特勒对拼，他在1928年就能对拼。完全不是这么回事。Lenin死后，Stalin*以前的苏联跟Stalin*以后的苏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Lenin的苏联、布哈林的苏联、Stalin*以前的苏联是一个农业国家，它最精锐的部队就是布琼尼（1883-1973，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他在家乡组建了骑兵游击队并逐渐扩大，屡立战功，获得联共派驻察里津地区的最高领导Stalin的赏识，部队扩编为第一骑兵军，他作为军长，和军政委伏罗希洛夫等成为斯大林在Hong军中最信赖的将领。40年代以后退居二线））和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将领，在国内战争时期成为Stalin的嫡系，曾出任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7年）那些骑兵军，从中亚派来的战马，千军万马冲锋，这就是它最厉害的打法了。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内战，本质上来讲还是一战前那种战争。一战以后更现代化的战争，当时它还打来。当时顶多是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Hong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毕业于亚历山大军官学校，1918年6月，受命筹建第一集团军，并在此后率军在俄国内战中立下战功。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时年仅42岁，被认为是Hong军中最富才华的高级军事将领之一。斯大林称他“小拿破仑”。在大清洗中被枪决）这样的少数人有一点点想法，懂一点。但是有一点想法并不算数，重要的是要有资源。
rrrrr图哈切夫斯基要想搞军事现代化需要什么呢？当然是钱和工业，需要有大笔的军费，还要有一个重工业系统作为支持。谁能给他制造这种重工业基础呢？就是Stalin才能给他制造重工业基础。在Stalin以前，这个重工业基础不存在，那支能够打败希特勒的军队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时候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这种人*的话，苏联，不要说不一定打得过德国，甚至不一定打得过日本。你从它后来在外蒙古那些战绩就可以看出来了，它跟外蒙古那些很原始的蒙古骑兵打仗，吃亏吃得是很大的。这样的部队如果当时跟日本人打仗的话，确实是前途未卜的。你也可以说，苏联实际上是赶上了最好的运气：它在建国时期碰上了Lenin和托洛茨基；Lenin死后的权力斗争中，又让Stalin给赢了。
rrrrr因为Stalin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得罪人太多是因为他*的时间长，*时间长，你必然要得罪人多，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愿意说他好话的人实在太少了。但是实际上，你要真正公正地讲，从苏联本身的角度来讲，幸亏三十年代最后胜利的人是Stalin。Stalin这个人，按照资产阶级标准来看，他仍然是非常残忍和激进的；但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当时苏联党内最保守和最谨慎的人了。这个保守和谨慎同时体现在国内外的。就是说，Stalin在北伐以后那几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他对远东的干涉都是很不积极的。如果他真的保持了越飞和加拉罕时代的那种锐气的话，那么李立三和瞿秋白（李立三、瞿秋白都贯彻落实十月革命那种趁政局不稳、在中心城市发动暴动夺权的方针，均以失败告终）就不会死得那么惨了。
rrrrr李立三和瞿秋白他们那些人*的时候，远东局那些人都是期待苏联能够保持季诺维也夫时代的那种锐气，能够积极干涉的。但是Stalin给他们的钱不多，尤其是根本不肯进行军事上的策应。他实行的政策，你可以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竭力避免在远东跟日本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又要支持中国内部的革命。这种做法等于是，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要是想让（略）革命者能够革得起来，你就要给他积极支持，但是你积极支持了以后又必然要引起跟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冲突，而你又要避免这种冲突。两者之间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结果真正占上风的是后一种。
rrrrr实际上发生的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种状态，我嘴上坚持说我仍然是无比强硬地坚持立场，但是实际上我很软，我不能得罪那些有可能跟我打硬仗的人，就好像现在对（略）一样，口头上说是我们决不让步，实际上却是非常软的。Stalin在三十年代就是这种做法，实际上软，口头上硬。这样做把（略）给害惨了，把远东局也给害惨了。因为远东局那些人，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仍然是苏联早期留下来的旧人，工作作风一下子改不过去；另一方面他们处在前线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间，你可以想象，任何人在前线，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向领导报告，赶紧多送些资源来，赶紧把革命推向前，因为那是他部门利益所在。Stalin一方面口头上鼓励他们要坚持革命的路线，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压缩他们的开支，跟蒋介石和日本人实际上搞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那么实际上牺牲的是谁呢？就是牺牲的他们这种人。
rrrrr他们这种人的实际地位，就很像是1974年在西沙群岛打仗的那些海军军官。他们听信了（略）那些报刊的宣传，我们对帝国主义要怎么怎么样，反正是绝对不能害怕。所以真到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冲上去打了，而且还打赢了。但打赢的结果，他们在国内受到的待遇非常之差劲。因为*，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打，看到有人居然真的打起来了，他们不但不奖赏这些人，反而要惩罚你。
rrrrr三十年代瞿秋白、李立三这种人和他们在远东局的老板埃韦特（阿图尔•埃韦特，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政治代表，1932年9月来到中国）这些人，实际上遭到的就是这种命运。他们没有正确地体会领导的意思。Stalin*以后一直是，第一，我为了党内政治斗争的缘故，我绝不能让别人说我不积极革命，只有托洛茨基他们才积极革命，这是政治不正确的。在苏联党内，左才是政治正确，右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路线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我哪怕实际上实行保守政策，我在口头上也要表现得很积极。但是你如果真的相信我这些积极的话，去挑出事情来，那你就自己去死吧，不要来找我了。三十年代中国革命遭受了这样和那样的挫折，从技术上讲，有很多人确实应该付技术上的责任，但你要说从根本上讲，谁应该来负责任？那就是Stalin本人。Stalin本人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把在前线负责革命的人放在一个必然要当牺牲品的位置上。除非他本人改变政策，否则这个基本格局是没法改变的。
rrrrrStalin的做法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尽管讲理论讲不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是实际上他的健全常识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要多。无论托洛茨基嘴上讲得多么清楚，他实际上不知道帝国主义是惹不起的，在苏联当时那种国力的情况下，惹不起还硬要去惹的话，牺牲的一定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苏联本身。所以苏联至少需要二十年缓冲期，至少要把国内的军事工业搞起来，搞到能够跟帝国主义决一雌雄的地步，然后我才能搞下一步。另一方面，他讲经济方面的理论他当然也讲不过布哈林，但他也知道布哈林是错的。按照布哈林那种循序渐进的方法，首先我们要让农民富裕起来，把农村的经济搞活搞好，然后进一步发展轻工业，在轻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说，哎~这是最好的、最循序渐进、最稳健的办法。
rrrrr但是你有这样的时间么？等你先把农村搞好，然后再把轻工业搞好，等你发展到重工业，那就已经猴年马月了。如果苏联是一个在月球上的国家，你可以考虑这件事情，但是苏联还在国际体系当中。按照你布哈林这种路线，可以预计，在未来二十年，苏联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仍然不会有很强的军工业，而德国和日本的军工业则在突飞猛进。那么二十年以后，苏联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就算我的政策会饿死几百万农民，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政策武装几百万先进的军队。到底是几百万先进军队重要还是几百万农民重要呢？当然是军队重要。有这些先进的军队，农民饿死了，以后历史学家怎么说我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在我有生这二十年之内，我能够站得住脚了。你让农民先富起来，然后等敌人打进来以后，这些富裕的农民，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反正他们不能直接转化为战斗力的。那样的话，苏联灭亡了以后，我们岂不是全都要挂路灯么？这样的话你让农民富起来又有什么鸟用呢？农民的利益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等于党的利益。
rrrrr但是这个理由他又不能写下来，他不可能说，亲爱的老同志们~你们要认清形势，现在的形势是，要么让农民去饿死，要么让我们去挂路灯，你们选择吧~你们愿意自己去挂路灯呢还是愿意让农民饿死。这样说出来的话太政治不正确了，他必须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振振有词的歪理来解释他真正要说的话。我刚才描述的才是他真正要说的话。他看穿了这一点，但是出于政治上正确的目的，他不能这么直截了当地说，他只能绕着弯说。但是绕着弯说表达出来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而且从党的利益上讲，他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他至少是延长了党的寿命，没有让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非常危险和脆弱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就垮台。
rrrrr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是要牺牲的，包括当年跟着Lenin革命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那些一心梦想着世界革命、不到全世界各地去游来游去就不舒服的人。其中就包括了越飞。越飞之所以自杀，骨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他临死之前给托洛茨基写了封信，很清楚地表现了他对革命的绝望情绪。在他这种人眼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在革命前最痛恨的、认为革命以后可以一劳永逸避免的那种庸俗习气，最后又重新浮上来了。他一辈子跟小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现在却发现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已经掌了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①。
1、越飞自杀前给托洛茨基写信说：“我的过去，有二十七年是在我们党的行列中度过的，我看来应有权利说：在我全部的自觉生命里，都是忠于这个信念的。……但现在，我的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因此，我感到我应该放弃它、终结它。……好多年来，他们已没有给我政治工作或苏维埃工作。就是在这些工作的范围内和特点中，才容许我底才能发挥完尽。……我不能忍受党默默地接受将你从它的行列中排挤出去。虽然我绝对相信，一个危机始终会来临，迫使党把那些沾污它的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死是一项*，反对那些令党对这些耻辱作不出任何反应的人。”
rrrrr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必然的。能够充当革命英雄的那种浪人，在任何稳定的社会都只能是社会边缘人和极少数；能够充当社会栋梁和构成稳定社会支柱的那些人，必然是比较乏味，满脑子庸俗习气和小资产阶级习气的那种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说，托洛茨基特别受知识分子欢迎不是偶然的，他的理论分析确实是很正确。Stalin当权是一个庸俗*的胜利，但是话又说回来，人类本身就是依靠庸俗*维持的，如果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人类肯定早就灭亡了。
rrrrrStalin那一套的问题呢，你按照市民社会的标准来看，他的问题不是他太庸俗，而是他还不够庸俗。他如果足够庸俗的话，那么苏联就直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就用不着等到戈尔巴乔夫了，他其实还是不够庸俗的。但是按照早期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他已经庸俗得太多了。这个没有办法。你从Lenin时代那种一点也不庸俗，发展到戈尔巴乔夫以后那种彻底的恢复庸俗，中间总得有一个过渡阶段。你可以从Lenin过渡到托洛茨基，从托洛茨基过渡到季诺维也夫，从季诺维也夫过渡到Stalin，再从Stalin过渡到勃列日涅夫，这是一个苏联（略）内部庸俗性和市民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最后增强到积重难返的时候，苏联就不存在了。
rrrrr这个退化的过程差不多是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的。就像你可以合理地预测，无论是北魏的鲜卑人，还是金朝的女真人，还是清朝的满洲人，只要他们搬到中原来，变成中原王朝，他们早晚会一点一点退化，丧失他们的战斗力，变得跟汉地的官僚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进程。等到他们完全变得跟汉地的官僚没有区别的时候，他们的王朝也就走到末日了。其实苏联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苏联（略）是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情况下，苏联才能存在，但是特殊材料是不可避免地要退化为庸人的。Stalin代表着这个退化的一个中间环节。他并没有像是托洛茨基所夸张的那样，已经彻底变成庸人了，但他确实代表了Lenin时代通向庸俗化的一个中间状态。
rrrrr三十年代（略）的（略）内斗争，为什么显得那么混乱，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的母体，苏联（略）的（略）内斗争处在一个极其混乱的状态。而且现实政治跟理论政治不一样：理论上的事情、嘴上的事情只是说说，说了也可以不算的；现实政治的事情则是必须做出来才算的。为了在不同时期争取不同的政治正确，你必须绕着弯子说话，把本来其实不符合Lenin原意的那种热月政策（小资路线），说成是符合列宁原意的、完全符合革命立场的政策。把一国建设*，本来是一种修正主义的东西，说成是完全符合Lenin和Marx原意的革命政策。因此就产生了很多需要大量投入辩证法的各种歪歪理论，这些歪理在那些没有政治经验以及不大了解苏联特殊政治环境的初学者眼里，看上去是异常痛苦。
rrrrr我想，任何人去看联共（布）党史，最初的印象，第一是头脑一片混沌，第二是极大的痛苦。等到最后看明白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又欣慰又痛苦又愤怒的感觉：欣慰是因为你总算看明白了；痛苦是，这些话原来说白了就是这种意思，岂有此理，你有话凭什么不直说呢，本来两三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你弄这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到底是骗自己还是骗别人。但是确确实实，它有一种后果，他可以骗你先上了船，然后等你上了船以后，发现其实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已经交了投名状，再退回去也已经没有路了。有好多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莫名其妙上了船，最后发现自己后悔莫及。瞿秋白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按照他临死前写的那些话（《多余的话》），如果他在去俄国之前就知道（略）是怎么回事的话，他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去了。
这 个时候，*在*内开始出现了。他在*内出现其实是一个异数，因为他不是Stalin培养起来的，也不是苏联任何其他*培养起来的，也不是上海*或者是上海远东局培养出来的。他是一个异数，他是一个夹缝中产生出来的。但是这些力量对他的产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力量相互作用，能够产生（略）的夹缝是不可能产生的。（略）的早期领袖是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仍然在当权的时候培养出来的那些人，还有很多是*左派转过来的。他们的思想习惯和工作习惯都不大适应三十年代以后Stalin时代的2.0版本，你可以说那是Leninism1.0版本的升级。rrrrr2.0版本跟1.0版本有什么不同呢？1.0版本，它是一个以*为核心，以社会为外围的结构。*团体本身对社会没有责任感，这是它的长处，因为别人都有所顾忌，只有它无所顾忌。它可以把一切都糟蹋掉以后，甩开挑子就走人；而别人呢，都必须自己制造出烂摊子以后自己还要负责收场。所以它的活动*度要大一些。它对社会抱着一种局外人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它把社会和资产阶级看成同义语，是一种进攻性的态度，它没有缓冲集团。所以它得到俄罗斯以后，基本上把俄罗斯搞烂了。但是这样又是长久不了的，它把俄罗斯搞烂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肯定是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看到俄罗斯衰弱了就来进攻你，然后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Leninism要么灭亡，要么就是通过自然演化产生Stalinism的2.0版本。
rrrrrStalinism这个2.0版本是什么呢？它在Leninism的核心党之外，加了一个中间层，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中间层。这个技术官僚能够在苏联实现工业化建设，这给苏联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以前（略）是一个革命的党派，它把俄罗斯本身当作点燃世界革命的工具，也就是说，我是火，你是原材料，你想想火和原材料的关系是什么？我是火种，火种遇到原材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烧光你。烧光你，好把火传到别的地方去，把别的地方也跟着烧光。但是Stalin的（略），它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火种，但它也是一个建设者，它把火种投到国外去，但是，它要在国内搞成一个军事工业体系。军事工业体系不是革命者、破坏者能够胜任的，只有技术官僚才能够胜任建设者的角色。因此他必须给技术官僚一定的特权。他在消灭资产阶级之后，必须培养一个资产阶级替代品。这些人像过去的资产阶级一样，发挥社会中间层的作用，由他们来组织群众，组织生产。
rrrrr无论理论上怎么讲，组织者和被组织者是不一样的，组织群众生产的官僚，在生态位上，他跟过去的资本家处在类似的地位，尽管资本家是*经营的，他们根据市场来相互竞争，而技术官僚没有市场，他通过国家计委的命令来工作，但是他毕竟是统治者和群众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因此，Stalinism跟Leninism的不同在哪里？它产生了一个准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准中产阶级。技术人员和官僚组成了苏联社会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增加了它的稳定性，也使得苏联由一个颠覆集团变得有点像一个国家，靠着这一点，它才不会在其他国家压力下灭亡。可以说是，Stalin*，确实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它是苏联向资产阶级复辟的一个中间环节。
rrrrr后来的西方左派其实也是这个观点。西方左派解释苏联灭亡和冷战结束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呢？这些理论写得非常复杂，但是我相信我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它描绘出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讲，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苏联为什么灭亡？不是*灭亡了，恰好相反，苏联灭亡，因为苏联也是资产阶级。为什么苏联也是资产阶级呢？因为在苏联进行统治的是谁呢？是技术官僚。尽管他们也是（略），但他们是主持工业发展的技术官僚。他们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但他们也跟西方的*资产阶级一样，是一个主持工业生产的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把资产阶级定义改一下，我们可以说，西方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苏联的工业家和技术官僚管理人员，属于同一个阶级。这样一切不就都可以解释了吗。苏联尽管形式上不同，但它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失败，不但不能说明*失败，反过来还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必然失败结局。这一下我又可以把我的理论解释圆了。当然实际上能不能行得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从嘴上讲，他们算是又进入了一种永远胜利的状态了。这个理论中，除了为自我辩护的层面以外，也是有真实的层面在内的。这个真实的层面就是，苏联确实在Stalin时代产生了一个技术官僚系统，而这个技术官僚系统越来越变得像是苏联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rrrrr因此这就影响了苏联的对外政策。Stalin在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逐渐转向，由全方位的革命，转向联合西方的资产阶级*国家，重点提防德国这种新出现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这种法西斯国家，除去骂人的称呼以外，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化2.0版本。Stalinism是Leninism的演化2.0版本，是在Leninism基础上的升级；希特勒呢，他也是在鲁登道夫和旧式的法西斯主义基础上的升级。旧式的法西斯主义者是怎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呢？它无非就是通过民团这样的组织，你工人阶级不是要组织赤卫队么，我也组织反革命的民团，你有你的左派工会，我也有我的右派工会，赤卫队和白卫队对打，看看谁能打赢。这就是二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镇压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做法。
rrrrr但是在苏联做了相应的升级，产生了Stalinism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也相应地升级产生了2.0版本的希特勒主义。希特勒主义受Leninism的影响非常之大，正如Leninism受鲁登道夫影响非常之大。敌人和敌人之间是经常相互影响的，之所以相互影响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威胁很大，如果你是个无关紧要的人，我基本上不在乎你是什么，我很难受你影响的。但是你既然对我的威胁很大，那么我时时刻刻防着你，我反倒可能特别容易受你影响，看你哪儿的破坏性最大，我至少要想出相应的防御办法。
rrrrr而希特勒主义的防御办法是什么呢？它恰好是从苏联这儿学来的社会学校和集体管理的做法，它也产生出了对工业体系的一个整体性的管理，要求企业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调整他的生产计划。苏联有自己的五年计划，纳粹德国也就产生了自己的四年计划。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四年计划其实是五年计划的学生。但是它也有它的升级部分。它考虑到Stalin*的极度残忍和低效率，它不是直接采取没收私人财产的做法，它留用原来的企业家，允许他享有企业的红利，但是它剥夺了原有企业家的经营权。
rrrrr其实它干的事情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它干的事就是，党组进驻私人企业。进驻私人企业以后，我不干涉你企业家的一般活动，也不干涉你分红和投资，但是你的经营活动要符合国家目的，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进驻的是你的一个报社，那么你记住，赚了钱归你老板和股东是不错的，但是你报导的整个舆论导向方向，必须符合戈培尔博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的领导，要不我让你好看。我这个党组是干这种的事情的，我不是像Stalin的党委书记那样，什么事，生产活动我都给你具体管起来，但是我通过大政方针的限制把你管起来。
rrrrr如果我进驻的是，比如克虏伯公司（克虏伯（Krupp）是19到20世纪德国工业界的一个显赫的家族，其家族企业克虏伯公司是德国最大的以钢铁业为主的重工业公司。在二战以前，克虏伯兵工厂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军火生产商之一，二战后以机械生产为主，1999年合并Thyssene公司，成为ThyssenKrupp公司。2009年约有17万6000名员工和426亿欧元的年营业额）这样的军火生产厂家，那你就要记住，你不能像以前在十九世纪那样，生产出武器来到处去乱卖，李鸿章同志如果来了我就把最先进的军舰卖给了李鸿章①，德国海军还没有的东西，我先卖给了北洋舰队。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打仗，谁先来我就先把货卖给谁，谁出钱多我就把货卖给谁。以后你们不能这么做了。你搞生产搞技术还是你们继续去搞，但是，以后货卖给谁、怎么卖法，我们党委书记要给你进行必要的指导，你一定要听我们的话。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们发财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会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打得你们无家可归，让你一个钱也没有，你的钱还是你自己的，但是你怎么花钱，你的*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1、李鸿章一直青睐德制武器，尤其钟爱克虏伯公司。1871年，李鸿章向克虏伯公司订购328门大炮；1886年，李鸿章从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定远”、“镇远”、“济远”三大舰，该厂生产的军舰龙骨、护甲钢板以及舰上的主炮、辅炮等均由克虏伯兵工厂制造；1888年李鸿章与克虏伯公司签订了200万马克军用物资的合同，用来布防威海卫和大连湾的海军基地；1889年，李麾下的天津军械所购买了价值550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充实北洋海军的海岸防御系统；1896年冬天，李鸿章访问德国期间，特地造访埃森市克虏伯家族别墅，随后清朝又向克虏伯公司订购了82门大炮。
rrrrr其实纳粹*是什么呢？它是介于（略）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纳粹德国在各方面的*度都比苏联要大一些。例如，在纳粹德国，你要出国是很容易的事情，它不会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你如果生在集体农庄，你就是到农村以外去也别想，户口制度绝不会允许你动一步的。但是德国人是可以有随便旅游的*的，你只要有钱，你换外汇随便去换，出国旅游可以随便旅游，如果你旅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突然留在美国不回来了，也没有人会管你和追杀你。他比苏联人*得多。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直接反对*本身，你不能反对元首和元首的政策，在这个范围内，在一般的社会活动中，你其实比苏联人要*得多。但是它已经不像*资本主义那样*了。这就是希特勒主义的实质。
rrrrr在Stalin看来，这种跟苏联更相似的*，对他来说是比*散漫的资产阶级*制度更大的威胁。因此他开始逐步考虑联合资产阶级*派来对付纳粹德国。这个过程我说得很简单，实际上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向左摆动，再向右摆动，再向左摆动，再向右摆动，是经过了两轮折腾的。每一轮折腾的过程中，他都把上一轮的折腾中执行原有政策的*给整个消灭掉了。这个折腾的过程中，有两个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是西方的弗朗哥（自西班牙内战起，佛朗哥便强烈反对*和（略）），一个是东方的张作霖。西班牙内战的失败和满洲国的建立，对他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在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中国*在三十年代的主要领导都被清洗掉了。其实这是一个附带现象，因为他们在共产国际的级别表中，是比上海远东局还要低一级的。首先发生的事情是，在苏联内部的摇摆和清洗中，远东局那批领导，一个个都是不得好死，他们不得好死，他们的部下当然也就不得好死，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由此造成的真空最后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张闻天、王明和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29年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十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徐以新）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二十八个半”由于持相近的理念得名，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略）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的上位。
rrrrr这些人上位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二十年代时期有经验的那批老人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他们上台的年纪是非常之年轻的，工作阅历是非常之少的。这其实就是Stalin搞清洗的必然后果。老一代的人基本上都被杀光了。新起来的那批人，他们多半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生的，对革命前的世界没有记忆，他们是一代新人，他们才是真正十月革命时期设想过的那一代新人，尽管培养出来的样子不像是Lenin当时设想的那样，但他们确实是一代新人。他们没有对资产阶级世界的记忆，他们的阅历和层次都要差得多。但他们的忠实程度和狭隘程度也要强得多。这样做有两方面效果。第一就是，他们在能力上其实不如老布尔什维克。能力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你阅历的复杂度来的。你在江湖上打过滚，你才会有强大的能力。如果你一辈子在单调的环境中长大，只看过联共（布）党史①这样的书，老实说，等你长大以后你基本上就是一个sb。但是这样的人思想狭隘，他听到一点不符合联共（布）党史的东西，会真诚地陷入极大的愤怒之中，他会十分认真地相信（略）告诉他的一切，去忠实执行（略）的政策。这就是他的好处。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联共（布）*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审定的垄断性教科书，是中国人熟悉的政治教科书的鼻祖和源头。1938年10月初版，在1938-1953年间印了301次（赫鲁晓夫上台后停止），共4280万册，译成67种语言。Mao说它是“一百年来（略）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
rrrrr长征前夜的（略）的领导层就落入了这种状态。同时，Stalin在满洲国成立和弗朗哥政权扎根以后，在欧洲和远东都做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欧洲的政策调整是首要的，远东的政策调整是次要的。他从弗朗哥政权的胜利、希特勒的上台看出的道理是什么呢？看出的道理就是，现在最大的危险已经转移了，我们必须跟资产阶级*派联合起来，必须跟我们原先的斗争对象社会*党联合起来，团结一切力量打主要敌人。因为资产阶级是很容易欺骗的，共产国际这个招牌我已经用臭了，资产阶级都知道共产国际是用来颠覆他们的，我们需要给它改个名字。于是他发明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人民*，这个词是他首先发明，后来教给（略）的。（略）把它改成新*主义。其实这个词，现在的记录很清楚，是季米特洛夫（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略）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从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接管共产国际的工作以后，Stalin本人非常得意地告诉（略）的。他说的话大致上就是，资产阶级是很好骗的，我是内外有别，我对资产阶级说人民*，但是对你们我是说真话的，我老实告诉你，我这么说是为了欺骗资产阶级，但你们不要当真，我们原先怎么干，现在还怎么干，但是用了一个新招牌以后，我估计能骗他个二十年。
rrrrr远东局的命运是跟共产国际本身的命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共产国际名义上解散了（1943年5月）以后，实际上季米特洛夫还是在莫斯科主持工作，原有的地下指挥系统，还是照样运作的，只是表面上把这个招牌给摘下了而已。远东局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的，它也是摘了一个招牌，原有的地下联络系统其实还是照样运作的。但是在这个摘招牌的过程中，Stalin可以实现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他在欧洲实现了（略）和社会*党的历史性和解。这是他从德国和西班牙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他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就感到后悔，当初如果不那么集中精力去打垮社会*党的话，希特勒不一定能上台，如果社会*党还在的话，*仍然很强大，说不定就能阻止希特勒。打社会*党的结果是自坏长城。他在远东找了一下，按照他对欧洲历史的了解找了一下，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张作霖这样极端反动的人差不多就相当于是欧洲的弗朗哥；像蒋介石这种孙中山的继承人，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那大概就相当于欧洲的社会*党了。在张作霖集团和蒋介石集团之间两派相权，还不如支持蒋介石集团。把蒋介石集团扶起来以后，至少蒋介石会反对日本，而张作霖却是*的。所以我们按照团结社会*党、反对希特勒和弗朗哥那个先例，我们也应该团结蒋介石来对付日本。
rrrrr这个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后二十年的历史发展，因为这恰好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蒋介石的逻辑跟Stalin不一样，蒋介石是根据凯末尔主义的逻辑来考虑的。我们注意一下西亚的历史，你就可以看出，凯末尔的生态位跟蒋介石很相似的。他在跟希腊人打仗、跟欧洲人谈判的时候，他首先是借助苏联的*，在协约国*他的时候，只有苏联才能支持他。在这个阶段，他跟*一样，也采取的是联俄容共的政策，也一度容许土耳其*在他内部发展壮大。但是等到洛桑协定（又称洛桑和约，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与协约国之间签订的一份条约。在土耳其军队击退希腊军队的攻击后，新的土耳其*拒绝接受之前签订的不平等的色佛尔条约。之后土耳其*遂与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签订洛桑条约，此条约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签订以后，他就立马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身，重新投向西方这一边，把国内（略）全都杀光了。然后在1939年，跟英法签订了互助条约①，把土耳其重新纳入了西方的*范围。
1、1939年10月19日，《土、英、法三国互助条约》在安卡拉签署，条约规定：一、“如果土耳其由于一个欧洲国家对土国进行侵略而被卷入与该国的军事行动中时”，英国和法国将给予土耳其援助；二、“ 一旦一个欧洲国家发生侵略行为并导致地中海地区的战争，而英国和法国又被卷入这一战争中时”，土耳其将给予援助，同时，“一旦一个欧洲国家发生侵略行为并导致地中海地区的战争，而土耳其又被卷入这一战争中时”，英国和法国将给予援助；三、如果英国和法国由于它们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障而被卷入战争中时，土耳其将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以援助；四、如果英国和法国或者是曾得到英、法或土耳其的有关保障的国家被卷入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中时，立即互相协商。条约规定期限为十五年。
rrrrr蒋介石想要做的其实也就是这些。他不是（略）者，也不信任苏联，清楚苏联的危险性，但他相信他能够拿得住局面，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拿得住局面了，利用了（略），把苏联的援助骗到了手，然后又出卖了苏联。他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也是这么看的。苏联认为自己在骗他，其实他也认为他在骗苏联人。他认为他可以借用苏联的力量来把英日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然后他还有充分的机会，再像土耳其人做掉（略）一样，再做掉中国（略）。实际上双方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只不过后来蒋介石输了。
rrrrr输了的原因其实不是他策略有问题，而是他的基本盘太大。土耳其的成功是因为土耳其帝国在一战以后直接解体了，然后凯末尔就承认了现实，他不会再为了争取什么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土地，或者为了收复塞浦路斯岛，去跟英法帝国主义死掐，如果那么死掐一下的话，估计土耳其也是民穷财尽，最后也会落到苏联的手里面。凯末尔到此为止。其实蒋介石也有同样的机会的，他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他如果肯直接把满洲让给日本，把香港让给英国，然后反过来跟英日结盟去对付苏联的话，苏联和（略）其实也对他没办法的。只是他非要打一个抗日战争，最后把整个格局就给弄糟了。倒不是说他原先那个政策有多么不合理。
rrrrr但是无论如何，在1935年前后，双方渐渐地开始走近了。最主要的奇迹还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外交演变。九一八事变以后，蒋经过多方面的接触，确定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打算替他收复满洲①。从英国人的反应来看，英国人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你们双方都不是好人，你蒋介石1927年以后打英租界打了好几次，现在你打到日本人的头上，被日本人打了，你简直就是活该。我们调停的话，顶多是让你们在中日两国之间，双方各自让一步，我不可能直接去支持你收复满洲的。而美国人的意见就是，我们从原则上讲是如何如何的，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从事实上讲，我们实行孤立主义，美国人民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后，已经厌倦了旧大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务了，你们有事情你们自己去管，我们管好美洲的事情已经足够了。欧洲国家的态度其实还不如英美，法国和意大利比起英国人来说，更愿意和日本人妥协，承认满洲国的既成事实。
1、1932年，国联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英国的维克多·布尔沃·李顿伯爵（1876-1947）为调查团团长。调查团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四十五天调查，于10月2日同时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同时承认日本在满洲有合法权利，建议满洲在中国名义主权下由国际维和部队保护实行自治。
rrrrr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很快就发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就是说，情况跟以前一样，他如果真想反对日本的话，唯一真正愿意干涉的也就只有苏联。那么他就面临选择了。他如果觉得苏联很危险，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再把苏联引进来的话，他就只能跟东三省说拜拜了。再过二十年，因为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政策跟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策是类似的，他也模仿了苏联。苏联搞五年计划，德国人搞三年计划，满洲国搞四年计划。基本就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搞一个妥协政策，没有彻底取缔资本主义，也没有彻底取缔市场经济，只是通过国家指导的投资，把经营的重点集中在铁路、矿山和军火工业这一方面，尽可能把投资引到这一方面来。因此满洲国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大规模的饥荒，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平缓的发展方式。但这种发展方式仍然是*导向的，而且导向也是指向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
rrrrr所以蒋介石处在这样的状态中：三十年代，苏联、德国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都在采取重工业优先、军火工业优先的发展路线。它们的发展速度，都比蒋在关内的发展速度要快，因此双方的发展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之下。如果再等二十年，差距不会更有利。应该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时，东北的铁路网就比关内更完善，重工业基础已经比关内更先进了。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内，这个差距在不断拉大，即使是一般的经济数据差距都在拉大，如果具体到铁路网和重工业基础这方面，那么基本上是一边倒，对满洲这一方面是有利的。
rrrrr你去看剑桥史那些统计资料的话，就可以发现一个很妙的现象，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后来的标准，把日本控制的满洲的工业成就全都算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头上的，于是得出了一个很不靠谱的高数字。但你一旦把这两组数字拆开来，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妙的结果，三十年代在所谓的中国境内修的铁路，绝大部分都是在东三省境内修的，关内十八省修的铁路很少，东三省的铁路很多。关外的经济发展很快，而关内的经济发展只是勉强过得去。所谓黄金十年，好像是发展得还算可以，但是你前后比较一下，你发现他只不过是局部地恢复了北洋时代的速度，而且速度其实还不如北洋。跟满洲国一比，它就没法比了。
rrrrr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如果拖下去，对他是不会有利的。现在满洲国采取的是一种双方不承认，像*问题一样，我说满洲国是我的固有领土，别人全都不承认，但是我自己还要单方面坚持这个说法。现在我夺不回来，将来我才能夺回来。但是你将来夺回来是有一个前提的，前提就是，将来的我比现在的我更强大。你呢，要么是比现在的你更弱了，要么就是发展速度不如我。也就是说，将来的实力对比会对我更有利，这样我才能够在将来夺回满洲。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双方的发展速度是对蒋介石不利而对满洲有利的。现在就已经有差距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越拉越大。实际上蒋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早打、晚打你都要输，但是早打的话，差距还稍微小一点，晚打的话，差距会拉得更大。你要想赢，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外力。依靠外力，将来的外交形势是怎么样，无法判断。
rrrrr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蒋介石考虑到，时间是合法性的来源。可以说，有很多政权，在它开始建立的时候是不合法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最初通过抢劫建立的政权，在被抢劫的那一代人渐渐死光了以后，新出生的一代人没有见过当时的记录，慢慢地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合法政权。大清入关的时候，开始的政权也是抢来的，但是后来清朝灭亡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批遗老遗少，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大清开国时的杀戮，对他们来说，大清是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存在的东西，他们已经习惯了大清的统治，在大清灭亡了以后，还觉得很不习惯。合法性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是时间产生的。开始的时候，第一代人看着日本人怎样入侵满洲，还可能对这种入侵抱有一种愤怒，时间长了以后，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像是大明的子孙后代习惯大清一样，就习惯满洲国了。国际社会会不会也是像是这样，像现在西撒哈拉一样，摩洛哥首先入侵西撒哈拉的时候，国际社会也谴责一阵子，但是，因为国际社会在最初几个月没有派兵去打它，谁也不肯派兵，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地就习惯成自然了，好像西撒哈拉就变成摩洛哥自然的组成部分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rrrrr特别是，由于日本人在满洲国的建设相当成功，会不会过了二、三十年以后，满洲国的人民渐渐就习惯了，而国际社会也就慢慢习惯了，也就不再有伸张正义的想法了。这种可能性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在将来，我和满洲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会越拉越大，对我更不利，而国际社会对我的同情越来越少，接受既成事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我还不如在现在，实力差距还比较小，而国际社会还不大愿意承认满洲国的时候，我搞一点合纵连横的手段，尽快地在我还能够控制的这个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可以想象，他当时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尴尬、怎么样都不好的情况，只能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rrrrr这就看他的价值观了：如果他采取的是一种混日子的做法，就算以后，再过三十年，满洲国会真正搞成独立，以后我再也不能收复，但是在这三十年之内，我可以在南京坐稳*，荣华富贵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交给更加明智的下一代去办理，那样的话，我很可能会采取一种拖时间的办法；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真诚的三*义者、真诚的大中华主义者，我热爱中华民族超过热爱我个人的政治命运，那么我就必须冒险，在我有生之年，在最近十年内，拼了老命也要想办法把日本拖死，这样做我也行能够收复满洲。即使是我要冒风险，在这十年内毁掉我自己，但是毁掉我自己，好了中华民族，这样做是值得的。
rrrrr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价值观。如果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了一个选择，选择的内容是，下一代人会更明智，我希望下一代人去处理，你就可以判断，这样的人无论在理论上信仰什么意识形态，他实际上真正想的是，先混过几十年的荣华富贵再说。如果有些人采取冒险行动，拼了老命，就在有生之年打这一仗，你也不用管他自己怎么说的，或者别人对他怎么评价，实际上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的民族主义者，他把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看得比他个人的短暂的政治利益和荣华富贵看得要重得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鉴别标准。什么叫做老吏断狱，就是要深入事理人情，深入个人的心理结构和他所处的环境中去判断，这样你才能够看得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看出来的这些东西，在三十年代其实不是秘密，大多数人，像胡适那些人，心里面都是非常清楚的。最后等到各人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什么人，实际上大家也都心里有数了，他想要干什么，实际上也都是心里有数的。
rrrrr在这个生态位中，蒋和苏联达成协议是在1935年，是在上海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成协议的。在这个过程中，在形式上遭到抛弃的就是中国（略）。因为要和*打好交道的话，那么苏联需要做一定的牺牲，就是说你至少在形式上要放弃在*内部闹革命的企图。于是，王明和张闻天这种人就要面临一定的挫折。上台的人，或者说他必须要改变政策，相应地把他们的政策调整到统一战线上。（略）在这个时候上升，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因为照Stalin的原有做法，我改变政策以后，把原来执行政策的埃韦特那批人，还有米夫（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1901-1938，苏联历史学家，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并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多次受联共（布）委托到中国指导革命工作。1937年肃反运动中，被作为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而被逮捕，1938年被秘密处决）这群人召回苏联去，然后很快地把他们杀光了，然后米夫手下的这批下级，也就是王明和张闻天这种人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你的上级都已经被我杀掉了，我不杀你已经是很不错了，不可能再让你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这时候的中国（略），对他来说是一个弃子。
rrrrr实际上，照Stalin的作风，如果蒋介石在这个阶段要求他做掉中国（略）的话，苏联也不一定不答应。因为Stalin在需要跟别人达成协议的时候是心狠手辣的。后来英国人跟他达成协议的时候，要他出卖希腊（略）的时候，他是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把希腊（略）给出卖了。①他对中国（略）不见得会更爱一些。但是蒋介石没有这么心狠手辣，他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去考虑问题，他认为中国（略）毕竟是苏联（略）的下级，既然要达成协议，双方都是要让步的，苏联要支持*在东北实行抗日的政策，而他也愿意在南方的剿共的过程中放你一马，容许（略）退到西北去。他的策略是怎么样呢，让（略）退到西北，第一，西北是穷地方，对他没有关系；第二是（略）退到西北蒙古边境那个地区，可以把苏联拉进他的对日战争中间去，可以让苏联、蒙古和日本在蒙古边境地区发生冲突，这样做苏联就不得不履行他支援中国抗战的承诺了。这个双方都是有各自的打算的。
1、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了会晤，划定了巴尔干半岛的*范围。按照丘吉尔提出的方案，英国获得希腊的主导权，作为交换，苏联获得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主导权。英国军队解除了希腊亲*军队的武装并扶植建立亲英*，苏联对此没有干预。
在 这个过程中，按照正常的现实政治的逻辑，苏联和蒋介石以反日为目的联合是需要牺牲品的，而这个牺牲品应该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有所删减，本文其他删减之处也皆以“略”替代，请读者们原谅。完美版已推送给vip读者。订阅冬川豆会员，请加小编ID：dongchuandouclub）。而中国（略）在这个格局下不但没有被牺牲反而发展壮大，那你不得不说，这主要是（略）的功劳。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这不是（略）后来编造的神话，或者故意夸大自己的作用。如果在三十年代以后，中国（略）的领导继续严格执行Stalin的政策的话，那他们的下场多半就像西班牙（略）或希腊（略）一样，变成了Stalin统一战线的牺牲品。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自信满满地跟Stalin达成协议，也是因为他觉得，中国（略）应该是没有别的路了。他想象不到会出现（略）这样阳奉阴违的人物。如果中国（略）的上层都是老实人，像王明那样，Stalin吆喝一声，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于是全体中国（略）就像西班牙（略）一样，扔掉延安不管，妇女儿童都披上戎装，跑去保卫大武汉了①。1,1938年6月15日，王明、Zhou、博古联名在《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号召发扬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大武汉。
rrrrr按照Stalin的格局观，他是按照欧洲的情况来考虑远东的，他不熟悉远东的实际情况.。那么，保卫武汉就相当于保卫马德里，蒋介石政权就相当于是西班牙共和派，（略）政权还是相当于是西班牙的（略），为了保卫马德里或保卫武汉，那么西班牙（略）或中国（略）当然应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为抗战做出表率，如果你在这场战争中被消耗光了，那也是你作为（略）的义务。既然是苏联要求你们在西班牙这个反法西斯前线做出牺牲，那你牺牲掉就牺牲掉吧。如果按照王明那种规划的话，大家都去保卫大武汉去了，那就是等于说是，（略）变成了*的盾牌，作为人肉盾牌优先牺牲掉。而（略），众所周知，他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所以*反倒变成了（略）的人肉盾牌。
rrrrr苏联之所以让（略）做*的人肉盾牌，主要是为了换取*做苏联的人肉盾牌。如果*不肯做苏联的人肉盾牌，那么日本打击的第一个目标肯定落在苏联头上，那样苏联就变成*的人肉盾牌了。所以Stalin必须诱使*去首先跟日本打仗，让*当人肉盾牌。但是*又不是省油的灯，他不见得肯白白地给你当人肉盾牌，当然需要给一点好处，那么为了给一点好处，照Stalin的想法，我把中国（略）送给*当人肉盾牌，作为我表示诚意的礼物，然后*就去抗日了，抗日的结果是*当了苏联的人肉盾牌。这样，虽然我牺牲了中国（略），但是我已经得到了*这个更大的人肉盾牌，我还是划得来的。
rrrrr苏联和*双方在算计中，都没有料到中国（略）居然能有胆子或者有能力不去当这个人肉盾牌。这件事情，不要说是三十年代的（略）*谁都想象不到，蒋介石想象不到，就连（略）自己最初也不见得想象到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其实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在最初他跟王明掐的时候，是一个试探性的动作，他最初是想把王明做掉的，他跟苏联*打了很多报告，说是王明这个坏那个坏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些事情是真是假无关紧要，但总之是反映了他想做掉王明的企图。但是季米特洛夫出来发话说，你不能这么做。他知道季米特洛夫的话是代表Stalin的话，所以马上就不敢再坚持了。
rrrrr同时中国（略）内，当时还不完全是他的人。（略）起家时间太晚，尽管他是一大代表，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中国（略）这样的组织中，出头露面的一大代表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他的地位远远不如（略）所领导的那些地下特工组织重要。因为一大代表是要抛头露面的，要抛头露面的，就不是最重要的人。重要的人就是那种不能抛头露面的角色。像（略）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地位明显是比（略）要重要的。他在上海活动，而苏联对上海比内地的掌控更严格，在上海活动的人的级别是要更高的。从上海培养出来的人，很容易到莫斯科列宁学院，进了Lenin学院以后，你可能会被派到欧洲或者美洲去混，搞国际工人运动，搞完了以后再回来，走这条路线的人的级别是比留在内地的人要高得多的。
rrrrr（略）后来之所以能起来，不是因为Stalin重视他，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强，而是Stalin在三十年代这个反复折腾和清洗的过程中，把他早期提拔出来的那些比较高级的经营人，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罢免了，总之是突然留下了一个真空期。而且由于他在跟蒋介石达成协议的过程中，本来已经打算把（略）给抛弃了，既然是已经打算抛弃的东西，给谁就无所谓了。就好像是你扔进垃圾箱里面的东西，谁捡去了对你都无所谓一样。所以，（略）在长征后期突然夺取政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上海的话，恐怕Stalin会马上做掉他；或者是发生在较早的时间，在1927年的时候，苏联的任何*都会做掉他。
rrrrr但是在抗战前夜就不重要了，因为Hong军长征这个事实就是表明什么呢，蒋介石已经履行了1935年的诺言，把Hong军放到蒙古边境去，这件事情开始的同时，就表明蒋介石和Stalin双方都已经在履行他们的诺言了，在这个诺言之中，消失在西部荒野地区的那支Hong军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略）突然捡到这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最初共产国际还不知道，等到知道了以后，他有点意外，但是也不太难过，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他已经打算扔掉的东西，扔掉的东西突然被（略）捡回了，他觉得，等于是一个鸡肋吧，我本来已经不要了，现在你捡回来了，好，你捡回来就归你，让你留着吧，反正我也没指望你派什么用场了，今后主要是我跟*打交道的事情。这就是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rrrrr而（略）呢，他其实是心虚的。因为他对权力结构有清楚的地方也有不清楚的地方；首先他是（略）内部混出来的人，他当然知道Stalin是能够做掉以前的所有领导，也能够做掉他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处在比较外围的地方，他经常按照三国演义和水浒那种方式搞权力斗争，对于莫斯科的高阶级，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所以他心里面是慌的。他知道他推倒张wen天的手段不是很合法，按照共产国际的规矩来说，等于是一种先斩后奏的做法。他和张国焘作斗争的做法，则是一种非常无奈的做法，等于是借助敌人的手。双方都在敌对*的包围之中，你掐我我掐你，理论上谁对谁错那是次要问题，关键是谁能活下来，（略）的策略就是，我逃跑得比你快，我首先向安全地带逃跑，把你留在后面给我挡枪，让你留在后面，你的部队快要打光的时候，无论谁有理谁没理，反正我的部队剩下就是我赢。
rrrrr他掌握政权的手段，既然是这个样子，他心里面自然就非常害怕大老板追究他责任，万一大老板不承认他是中国（略）的合法领袖，或者要派别人来收拾他的话，他其实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的，至少在三十年代那种情况下，他是没有什么必胜把握的。所以后来延安的第一个机场迎来第一批飞机，迎来了从共产国际经过*那条路线派来的第一批共产国际代表的时候，他做出了非常谄媚的表现，说出昆仑山上的神仙下凡诸如此类的话①，总之是非常离谱的，哪怕是按照中国历代王朝那种拍马屁方式，也是极其肉麻的话。其肉麻的程度，只有在抗战初期他热爱蒋委员长的那些情书②可以相比。
1、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略）亲自到机场迎接，发表讲话，说他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2、（略）在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表示：“（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rrrrr但是这些肉麻的话，你不要以为他纯粹是为了表演，这些话部分地反映了他发自内心的感激。因为他在这些人来之前，是处在一种待决之囚的状态之中的。他没地方可以跑，跑出去投到蒋介石的怀里面他也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留在这里呢，他也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承认他，万一Stalin突然翻了脸，共产国际来一个钦差大臣，这位钦差大臣一旦降落了以后，第一句话就是，（略）篡党夺权，罪该万死，那怎么办呢。他当时在陕北那一点核心部队，对付张国焘或者是对付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在冯玉祥国民军从事政治工作。1928年，领导渭华起义，此后开辟陕北苏区，先后担任各种军事要职，在肃反中险些被杀。*Hong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4月14日率部进攻山西中阳三交镇时被击毙）那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来一个苏联代表，就即使是他当时弄出来的那些核心部队也不一定会跟着他走的。
rrrrr没想到苏联代表一来，就带来了Stalin的旨意，Stalin居然承认他了。他这种感激之情那是发自肺腑，终生难忘的。你要懂得人类的心理状态，就会明白，你在危机困苦的时候，有人给你一饭之恩，你一辈子都不会忘；你在荣华富贵的时候，别人给你送一百万大洋，你都不会当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穷困的时候，多一碗饭和少一碗饭关系到你能不能活得下去的问题；而你很有钱的时候，别人给你一百万，你无非是稍微好了一点点，没有你那一百万，其实我也不在乎。
rrrrr像光武帝为什么在成功以后他非常怀念当时在河北被王郎追杀的时候，跟他一起同吃麦饭那些人①。那麦饭对他非常珍贵啊，当时他像逃犯一样四处躲藏，如果找不到那碗麦饭的话，说不定他就饿死了，也就没有东汉了。以后他*以后，已经是天下共主了，就算是别的州县给他送来无数黄金，他也不稀罕你那点黄金，他高兴要黄金的话，身为皇帝，什么样的黄金得不到呢。成吉思汗也是这个样子，他被其他部落追杀得只剩下十九个伙伴，在班朱尼河饮黑水的时候②，那点脏水给他的印象宝贵，那些脏兮兮的水是他唯一能够找到的水，要不然他很可能在被追杀的过程中就渴死了。他变成天下之主以后，他哪里缺这点水，他一声令下，会有多少人跑到最好的矿泉那儿去给他弄来矿泉水。这时候你送给他再好的礼物，他也不会像是怀念当初那点脏水那样怀念。
1、《后汉书·冯异列传》：“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热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无蒌亭豆粥，虖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
2、《元史·扎八儿火者传》：“太祖与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潜兵来，仓卒不为备，众军大溃。太祖遽引去，从行者仅十九人，札八儿与焉。至班朱尼河，糇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会一野马北来，诸王哈札儿射之，殪。遂刳革为釜，出火于石，汲河火煮而啖之。太祖举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将士莫不感泣。”
rrrrr对于（略）来说，三十年代Stalin这个不杀之恩是对他异常重要的。但是到五十年代的时候，你就是给他送一百二十架飞机他也不太感激了，因为他那时候好歹已经是（略）的主席了，不给他一百二十架飞机他也是主席，多了这一百二十架飞机他会强大一点，少了这一百二十架飞机他会弱一点，但是还不至于马上灭亡，得到一百二十架飞机以后，他会更强一些，但是也不会强多少。这种情况下你给他送礼，就不要说是送飞机了，就算是送原子弹，他也不感激你，因为他这个基本盘已经弄到了。所以赫鲁晓夫后来实际上是把原子弹都送给他了，但是他最后还是掐赫鲁晓夫。
rrrrr你要真是从客观标准来看，赫鲁晓夫对他比Stalin要好得多了，Stalin那么刻薄，只给一点点，赫鲁晓夫给得要多得多啊。但是赫鲁晓夫给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有了那么多，给得再多他也不珍惜了。Stalin给的时候，虽然给得少，但他是很珍惜的。而且赫鲁晓夫来的时候，他就算是还处在弱势，他也觉得，现在的苏联*至少要杀我已经办不到了。而Stalin跟他打交道的时候，Stalin要杀他，不会比杀李立三或者是杀埃韦特（阿图尔·埃韦特，1932年3月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1934年8月被召回）那种人困难多少，说两句话，你的人头就落地了。不要说是给你东西了，就算是让你活着，就是对你莫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实实在在是没齿难忘的恩典。
rrrrr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略）是很懂分寸的，他要做到在各方面之间都周旋好，哪一方面都不能得罪。Stalin的意思是要他搞好统一战线，意思就是说，你要做我的礼物，去替蒋介石牺牲，这样做蒋介石才肯替我牺牲。他不能够公开违背Stalin的意思。因为Stalin要他对蒋介石好，所以他也不能公开违背蒋介石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根据他从中国内地的长期斗争中，以及他从三国水浒之类旧小说中学到的经验，明明知道这样当牺牲品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他跟其他（略）不一样。如果他真是十月革命那种（略）校、Lenin学院一路培养出的*的话，说不定他真会相信（略）的真理，为（略）牺牲多么值得那些话。
rrrrr但是他不是。他是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加入（略）的，他早年的生活早已把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已经投靠过胡汉民和其他许多人了①，在政治上已经是有过很多次不同的投机了。可以说性格、价值观已经固定。所以说，一个人在中年以后搞的投机，是很难改变他的基本价值观的。他不可能完全信仰（略）。他后来跟着（略）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上了这条船，没有别的选择了。而且人在中年以后，如果再重新改换职业，这个机会成本是损失很大的。但是他不可能像其他那些从小就是（略）培养大的人那样，真心实意地愿意把自己都去牺牲掉。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夹缝中间想办法，让自己不要牺牲，让别人去牺牲。
1、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略）在**机关工作3年，担任过多种要职。1924年2月中旬，（略）由广州来到*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承担了组织部的大部分实际工作。胡与他关系亲密，在书信中称比自己小14岁的（略）为“润之我兄”。李立三曾嘲笑他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1925年9月，国民*主席汪精卫推荐（略）代理宣传部长，（略）为**宣传部等领导机构起草了许多指导性文件，建立起一系列工作制度。
rrrrr所以他这种政策必须要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最核心的步骤，他必须巩固他在延安的地位。这个巩固就要做到两点。第一，他要做人事上的调整。他在（略）*是后来的人，必须要培养出一些自己多多少少能够信得过的人马，而且由于（略）组织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情报部门，如果情报部门继续留在（略）这种人的手里面，那他是寝食难安的，如果继续留在Chen赓这样的人手里面①，那他也是寝食难安的。他要控制情报和组织这两个系统。但是这两个系统本质上讲是由苏联一脉相承培养出来的人控制的，他要在这些系统大动干戈的话，如果引起了Stalin的怀疑，Stalin怀疑你要背叛他，那你会马上完蛋的。所以他必须掌握好这个剃刀边缘的分寸。第一，他要向Stalin说明，我做结构上的、人事上的调整，我不是针对苏联的，我调整以后只会更加忠于苏联；第二，在调整的过程中间，他又要实现自己对（略）本身的改造。这两点要同时做到是异常困难的，必须真正是非常精通人情事理、又非常擅长玩权术的人才能够做到的。
1、1926年9月，Chen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随后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爆破、射击、秘密通讯。1927年秋，（略）向党*提议成立*特科。1928年初，陈赓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
rrrrr我们现在知道他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看他的步骤，他主要就是靠两个人做到的。一个是K，一个是L。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他们都是苏联嫡系的人，他们在（略）内起家的时间，其实都比（略）早，而且是比（略）更靠核心的人物。（略）是一个游击英雄，按照苏联的术语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圈外人。游击英雄干的这些事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干的，是带一点江湖草莽性质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干的事情是组织工作、工人运动这些，L一开始就是搞工人运动出来的，（略）一开始就是搞情报工作的人，这些人是比较内圈的部分。（略）呢，他搞的那套梁山好汉式的做法，是比较外围的东西。如果人家一翻脸说你是游击习气，枪毙你都有可能的。游击队员出身的人要在Hong军中间出头，甚至爬到*委员会，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但是正因为你是外围，所以你*活动的余地就比较大。
rrrrr他现在既然通过长征已经上位了，又要达到既让Stalin满意、又要让自己站得住脚的这个目的，那就要在情报系统组织内部选新人。这个新人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苏联信得过的人，必须是苏联原来培养的人；第二呢，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是能够跟你交好，能够看清形势，看出我（略）是个人才，为我（略）服务是不会吃亏，我们今后结成紧密联盟，是有胜利希望的这种人。所以说这个人必须自己既有能力又有眼光，跟（略）还要能够投契。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符合这标准的两个人就是K和L。（略）在（略）内的主要地位，包括整风运动、（略）思想的发明、（略）在（略）内作为领袖地位的确立，这主要是L的功劳，主要是L把他捧起来的。在情报部门内部，所谓的*社会部内部，确定（略）的统治地位，主要是K做的。
rrrrrL做的事情在明处，所以大家比较清楚，现在很少有人不知道整风运动和L发明（略）思想、捧（略）的事情。但是K到底做了些什么，有很多事情仍然是在迷雾之中。他做过很多很神秘、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像J来到延安的时候，有人报告（略），J是*的特务，他们说这句话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K作为*社会部的部长，向（略）做一个报告说J不是特务，然后从*社会部又拿走了一些文件，然后J就顺利地在鲁迅文艺学院安下家来了，然后J莫名其妙地和（略）好了起来，其他的（略）*全都反对，又是K跳出来说了几句话，然后其他人全都不吱声了，J和（略）就顺利地结了婚了。就连这些浮在表面上的事情，到底真实的内幕是什么，也没有人真正知道。
rrrrr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略）成立了*社会部，透露的是什么信息呢？就是，第一，他想抓紧情报部门的权力，他已经看出了核心情报部门的重要性。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人。按说他是个乡下出来的土鳖，又处在比较远离（略）的权力中心的地位，要看清这一点不大容易，因为有好多处在上海*内部的人，都喜欢那种炫耀性比较强的位子，而不大喜欢像情报部门那种隐蔽性很强、实权很大，但是不大显眼、不大闪闪发光的角色。而（略）接触*系统的时间不是很久，他居然一眼看出了情报系统的厉害，这可以说是，他已经比资产阶级世界大多数政治评论家和（略）内的许多实际政治家看问题眼光准。
rrrrr你就算说，（略）这个人有很多坏处，但他确实在判断权力和人际关系这方面有一定的穿透力，这个穿透力比大多数人要强。这种能力很可能是天生的，就是说是，你如果教一个人下棋的话，有些人你就是教不会，有些人看了几步棋局以后，触类旁通，他学得非常之快。这一点，你简直搞不清楚先天差异是什么，反正就是有的人怎么教也教不会，有些人是一点就会。（略）在权术这方面，他一定就是这种自学成才、无师自通、一点就通那种角色。所以他接触了很短的时间，他已经看出了这个系统的重要性。
rrrrr但是，他过去在这个系统中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凭他在三十年代初期那种江湖式的经历来说，他接触不到这个系统的人，也没法控制这个系统。如果你掌握不了下面的*，你归根结底还是不能真正掌握这个系统。所以K就显得异常重要了。K一定是跟（略）做过非常密切的交谈，因为K自己也是有黑历史，有很多材料说他在上海跟*做过什么什么交易。这个不大可能，或者说也不大有意义，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跟后来（略）*以后不一样，也就是说*抓到（略）以后，你很容易就被放出去的，只要你写一个声明说我现在已经认识到（略）的错误，我以后再也不跟（略）打交道了，人家很容易就把你放出去的。有好多（略），很可能包括L，都干过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件事情并不能表明你跟*做过什么真正的政治交易，因为*比（略）要好忽悠得多。K那些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那还很难说，因为他除了这些事情以外，还跟上海的东正教徒有联系，而东正教的系统，代表着克格勃的内圈，等于说是克格勃在全世界渗透宗教组织的一部分，跟他指挥的（略）这个系统不是一个系统。
rrrrr所以，这些草蛇灰线联系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是，至少给我的印象就是，K这个人，他在（略），即使是在共产国际的情报系统中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他到底是不是负有苏联内核一个更核心的使命，比如说像是内保系统，他可能拥有更核心的考察其他情报部门的特殊权力，所以他才能够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跳跃；或者是他真有其他身份；或者说，他虽然没有其他身份，但是他是一个惯于浑水摸鱼，而且判断力特强的人，他在这种各方犬牙交错的形势之下，认为有必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各方面做些试探，在试探的过程中间，给自己找到一些必要的信息。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都是无法证实的。
rrrrr但是无论如何，他在陕北跟（略）做过相当于是输诚式的表白。后来有些人记载说，他坦白的内容是，他交待了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期的很多疑点，促使（略）信任他。但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照（略）当时的处境来说，他如果不信任K，那么原因肯定不是因为K背叛了（略）或者背叛革命事业什么的，他需要K的主要理由，就是他需要了解情报部门内部而又愿意忠于他的人。
rrrrr其实我想，如果K真的有什么污点的话，对（略）是更好而不是更坏。如果他一点儿污点都没有的话，（略）不能够有把握完全控制他。你想，如果K是个无懈可击的人，那么即使双方口头达成一个联盟的协定，K答应说要拥护（略）当主席、巩固他的权力，（略）真的能够完全信任他么？如果（略）手里面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害怕的东西，（略）能够信任他吗？而且在（略）系统内部，可以说，你掌握有能让别人害怕的东西，比掌握有能够让别人高兴的东西更重要得多。
rrrrr当然这些都只是纯粹猜测。他们到底达成了什么交易，K到底向（略）坦白了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后果就是，K至少在接下来十年充当了（略）控制情报系统的代理人。在这个过程中，（略）和李Ke农的*好像都边缘化了，他们渐渐地被排挤到白区去了，而*的情报系统内部渐渐地产生了一个新的系统。
rrrrr大家要清楚，建国以后，白区党和红区党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在（略）当权以前，白区党和红区党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白区党才是真正的党；红区党是党控制下的苦力和外围，根本不重要的。双方发生分裂，而且红区党好像显得比白区党更核心，那是从（略）开始的事情。K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他在，红区党才能存在一个组织核心，而且因为这个组织核心更接近于（略）的缘故，渐渐地还产生出红区党优于白区党，最后斗倒白区党的趋势。而L就不是这样的，L主要主持的仍然是白区的工作，他继承了比较早的传统。这一点其实已经决定了他们后来的结局：为什么L后来会变成（略）官僚系统的领袖，被排挤到外围，最后被斗倒斗死；而K为什么会终其一生都处在神秘而隐蔽的地位。
rrrrr在K死以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他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和好事。（略）和他的同事把K说得如此之坏，但是又没有说出他到底干过什么具体的坏事。照他们攻击K的那些言论来说，好像真的不能说K比其他人更坏，因为他们说K干过的那些坏事，跟（略）他们自己干过的那些坏事相比，好像一点儿也不更坏啊。如果K干过这些事情就是坏事的话，至少就我了解，（略）干过的事情比这严重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无论按照人类的标准衡量还是按照（略）的标准衡量，我都可以在（略）身上找出比这更多的黑点啊。但是，既然（略）反对K，而且（略）内又有这么多大佬都跟（略）一个意见，所以K肯定是干过什么的。
rrrrr所以合理的推论就是，他确实干过什么，但他干过的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你不能公开说出来，你只能够用其他一些罪名来掩饰它。就好像说，我要整一个人，但是我不能说出他真实的罪名，我只能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或者说是奢侈浪费，别人一想到就会觉得，奢侈浪费、贪污腐化或者其他什么事情，这不都是小事么，大家不都干过么，为什么要特别处罚他，肯定有其他什么原因。但是其他原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法知道。但是你可以肯定，他能够说出来的这些原因大概不会是真正的原因。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好说。而且很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跟（略）本人有联系，而且跟（略）巩固在（略）内权势的过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大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如果把这个联系拖出来的话，牵连的人可能不是（略）一个人，可能会牵连到（略）或者L或者其他什么人，以至于造成很尴尬、很难收场的情况，因此是提都不能提的。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也是毫无实证的假设，但是相比于其他同样毫无实证的假设，这个说法似乎是最符合（略）内政治生态、因此可能性最大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