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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艺术风格之比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了以林语堂、梁实秋、废名、钟敬文等一批作家为代表的“言志派”。“言志派”散文强调“无意不可入，无言不可言”，取材极为广泛，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到生活琐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散文创作以追求“兴味”为志趣，极力推崇明代作家“独抒灵性，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无论叙事、说理、抒情、议论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从审美角度来看，言志派具有阴柔美，以“平和冲淡”的诗意美感染人心；从这派作家的写作态度上看，摆脱正经状态，追求洒脱、随意，不作激烈斗争，也不过多的介入政治领域。
而“言志派”散文作家中，成就尤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为最。然而他们的一生，都充满着矛盾斗争，充满着争议，他们中有过叛国，有过静默，可是他们的很多作品却经过了时间的冲刷，愈来愈显示出它们的艺术魅力。周作人被称为“小品散文之王”，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梁实秋也有他的“雅舍艺术”。下面，就分别谈论他们各自的风格及成就。
小品散文之王──周作人
小品文的概念最早还是周作人提出的，他在《美文》中说：“有许多内容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作诗，不妨写成散文。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过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给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他所说的“散文”、“这类文章”、“新的土地”事实上就是他要提倡的小品文。它主要是指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的散文，还包括“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梁”──散文诗。周作人为新文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那就是要开拓散文领域，要发展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
周作人的生平文章最大的审美追求就是平和冲淡，在这平和冲淡中体现他的审美追求，表现他的思想；这种平和冲淡往往表现出一种闲适的情趣，但又能在这闲适中使人感到它所写的的确是生活的真实，使人感受到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文章，尽管内容严肃、尖锐，而文章风格仍力求平和。周作人的其他文体如杂感、文艺评论和文艺随笔也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闲适，已似乎使人感到他没有用任何技巧，但其实并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他已将这种技巧在无意间运用，且不露痕迹而已。
周作人的这种平淡闲适主要表现在他的小品文题材的平凡日常，结构的平淡无奇，词章的朴实无华，文字节奏的舒徐闲适等。
对于喝茶这一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周作人却能从中发现妙处，并将它写入文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闷气。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在品茶时表现出来的这种悠闲的心情，完全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的思想的反映，完全是一种所谓清高的名士的风度。周作人写小品文是因为排遣自己内心的烦闷，比如寂寞空虚，而“在文学上寻求安慰”，他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审美需要和审美体验而进行创作，而很少考虑时代、社会等复杂的问题。在那充满热力、充满斗争的年代里，他自己却能从容镇静，并写出那样轻飘幽默，那样平和冲淡的小品文，与同时代的其他高唱启蒙调子的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作人早年同样是很激进的，可后来为什么沉溺于花繁叶茂、净洁幽雅的“苦雨斋”中过玩古董，吃苦茶，谈狐话鬼的生活？也许是他经历了文学革命的失败后越来越对自己民族失去信心，害怕革命，甚至不敢发“牢骚”，因为他深深懂得发议论“容易有*朋友的嫌疑”，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便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周作人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然而，周作人的散文正如他本人一样充满着矛盾，正如他愿意将他自己介于“叛徒”与“隐士”之间一样，他可能也更愿意使他的散文处在平淡和不能平淡之间，所以单单用一个“冲和”或同义的“平淡”、“平和冲淡”来概括周作人小品散文的风格特征，也是不甚准确的。周作人也多次申明他的文章不能闲适。事实上，平淡也许只是表层的现象，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因为对现实的忧患，建立在对人生悲观基础上的“乐生主义”，都使他不能做到真正的平淡或闲适。例如：《故乡的野菜》是他早期的一篇名文，全文充满了对故乡怀念的深情，可开头一段却极力申说对故乡并无特别的情分：“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是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村里的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戚，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周作人真正要做的是在文章中极力淡化感情，将感情融化于文章的每一个细节。他的文章正如一杯清茶，初次品味，淡淡的没有什么，可第二口第三口过后，就能渐渐尝到这深埋的滋味了，他是在不经意间表达出感人的挚情。文中的一个“别后”“想念”不证实了他对故乡的魂牵吗？这种藕断丝连的情感是作者想淡化也淡化不了的，想忘却也忘却不了的。
有时，周作人也用极力淡化感情的方法表现严重的事件，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在《前门遇马队记》中便使用了这种强烈反差的方法：“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和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愈是多方宽解，愈见其不可宽解，愈说的平淡，愈是无可奈何的悲愤。文中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字句，也没有正面对敌人的批判和控诉，但作者爱什么憎什么都一目了然。
以上这段文字还流露出了周作人散文的另一个特点，即喜用风趣，字里行间流露出诙谐和幽默，这种流露很自然，绝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戏谑。周作人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他在幽默中也会自然地反映出这种平淡，所以，他的散文并不像一些杂文般辛辣干脆、针针见血，而是带有名士的风范，种种反语只是以一种平和的笔墨表现出来。反动军阀对请愿学生和教员“碰伤”；“记前门遇马”，希望能和马上人心平气和的理论；要得好的死法，要离开寿终正寝而求新的“死法”……在这些散文中，周作人极尽反语揶揄之能事，对社会的种种作出自己的见解。除了这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幽默外，他还有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风趣，如《故乡的野菜》中引述关于黄花麦果的儿歌：“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勿出，一块自要吃。”极言黄花麦果的好吃，果子少了不好意思送人，而多了又舍不得送人，十分诙谐。
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与周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人选题都以身边的琐事为主，注重生活的细枝末节，别人不屑顾及的类似“苍蝇之微”都成为他们乐于表达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平实的事物中，林语堂还往往能生发出别人想不到的新东西。在对细枝末节的描写中，二人还都特别注重性灵，即对这种种细枝末节独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说，西装是常而又常的题目，难有新意，擅长经国大品者肯定会不以为然，大加责罚。而林语堂却给西装赋予新的现代意识。他在《论西装》中说：“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西装“令人*不得”，“间接影响呼吸之*”。林语堂甚至说：“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这确是“知微见著”，能在常人不以为然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新意，并*的表达出来，极见灵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灵的表现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灵性在表达时总是伴随着宁静与冷漠，给人不起波澜之感，知者谓之有，不知者谓之无。而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可见，与周作人一样，写文章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为表达某一主题而特意冥思苦想来作文。而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当性灵来，就文思泉涌，有笔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中又负有气势跌宕、韵律铿锵、节奏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林语堂小品文中除了长句和闲谈文句，还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达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语堂这种在小品文中外显的性灵与情趣气质，是周作人所没有的。
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欢悦的，用着抒情的笔调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表达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样是写人生，周作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在彻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虚、悲凉之感。而林语堂就不同，他在《诗样的人生》中，用诗化的笔调写人的成长，虽然对世界人生也有本质的悲剧体验，但他却不沉溺不悲观，而是热爱人生，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化，他都能够用和乐的心态将其审美化、诗化。
林语堂的这种不沉溺不悲观，相反却欢悦的风格又是通过他一生都在倡导的幽默来实现的。在幽默之中也蕴藏着宽容、大度，蕴藏着对人生的热爱。我们知道，幽默一词还是林语堂引进的呢，这也堪称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了。林语堂着重强调幽默与人生的关系，他曾反复讲：“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可见，他认为社会人生中充满着幽默，而且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
然而现代作家中却有很多人误解或是错用了幽默，而林语堂对幽默是有明确的解释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他认为，“幽默”的精髓在于宽容与诚恳，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谑而不虐”。这是说“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所谑之对象。别人有弱点，可以戏谑，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但在这“戏谑”与“解嘲”的背后，却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对世间万物的终极关怀与仁爱。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义。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哗众取宠，已是违背了幽默的真义了。
林语堂一生的创作，都是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于幽默的解释的。比如，在《论西装》中，林语堂反对盲目模仿乱穿西装，但由于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剧意味。作品写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给作品笼上轻松自如，欢乐痛快的情调。他并没有对爱穿西装的青年给予讽刺，相反，却以一个长者的态度，将青年们看成是自己的晚辈，以平和的心态解释为什么青年们爱模仿着穿西装，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些青年们似乎是一些善于模仿、喜爱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厌。而现代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作家，已将幽默作为了战斗的武器，用来对反动*进行辛辣的讽刺，这里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当然，我们不能说将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违背了幽默的本真，这只是作家个人的喜好与风格而已，不存在着优劣之分。将幽默作为“谑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语堂一己的偏爱与见解。事实上，林语堂将“humor”译为“幽默”，已经突出其“幽隐”的一面，倾向于某种达观的人生姿态，并努力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和艺术。所以，与周作人的苦、冷、涩不同，林语堂更强调雅、健、达、醇、美，从而增强了小品文的通脱和开朗。
雅舍艺术──梁实秋
20世纪30年代后期，周作人和林语堂都逐渐由“叛徒”走向了“隐士”，由原先的批评社会、批评文明逐渐归于冷寂，从谈时事到少谈时事直至不谈时事而热衷“闲适”，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写草木虫鱼、风花雪月和趣闻轶事，“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后来，由于“论语派”分化，林语堂*辞去《论语》主编，之后全家寓居美国。同时鲁迅又对小品文进行严厉批判，于是，以“言志”、“闲适”为特色的小品热潮就日趋冷落了。
而梁实秋不同，他认为文学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卫的是文学的纯洁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虽然与周作人、林语堂一样，不谈政治，回避了社会的重大矛盾，但是没有小知识分子的迷惘情绪。而是在对日常人生、社会世相的描绘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谛。
四十年代初，梁实秋在历经坎坷，蛰居“雅舍”时，潜心小品散文的创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现象，这也许是周作人、林语堂“言志”、“闲适”、“幽默”小品文日趋衰落时的一次颇为斑斓的回光返照。梁实秋以后的散文创作，也一直保留着“言志派”散文的流韵遗风。
梁实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经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却“蓖墙不固，门窗不严”，“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一位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这种陋室，正是帝国主义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一幅缩影，但梁实秋并没有像大多数的作家那样，奋起高呼救亡图存，对侵略者给以抨击斥责。却独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表现角度──从苦难中寻觅诗意。比如像“雅舍”地点荒凉，却足见朋友之情谊，“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却安然处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际，由屋顶崩裂联想到奇葩初绽。尽管有人可能会说梁实秋不关心民族危亡，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怡然自得。但我从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狭隘而关乎整个人类的东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应采取的处世态度。也就是一种“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处世哲学和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这种“雅舍”精神的延续。
与周作人和林语堂一样，梁实秋也善于在生活中提取自己感兴趣的小题目，内容包罗世态万象：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猪、狗、鸟；衣裳、汽车、手杖、书、酱菜；送行、散步、听戏、洗澡、排队、放风筝……然后，再从人性和文化层面切入来描写。
同时，梁实秋在具体的写人状物时都对对象描写得特别细致，他写女人时就写了女人的所有共性：女人的说谎，女人的善变，女人的善哭，女人的善谈，女人的胆小，女人的聪明；写衣裳就通写唐装、洋装、男装、女装、长袍、马褂；讲骂人就罗列十大艺术；论讲价就归纳四大秘诀。总之，梁实秋的散文能综观人物、事件的各种特性，极尽细致地进行描述，使人犹若站在造物主的高度，俯瞰众生，洞察世相百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梁实秋的散文虽然涉及面很广，但他在篇幅上力求浓缩，绝不容忍多余的文字，他曾说：“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而这恰恰与周作人和林语堂的写作标准相吻合，周作人曾在《本色》中说过：“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林语堂也同样谈到过这个问题：“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与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者这么少，原因在此。”可见，三位作家都深黯“割爱”的艺术原则，力求为文“简单”。他们的散文作品虽然看似都属“闲谈”，漫不经心，东拉西扯，但文中却无一句是闲话，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细心推敲的，只不过这表现得十分自然，于不经意间见真功罢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被成为幽默大师，梁实秋也追慕林语堂的幽默，但梁实秋的幽默，不同于林语堂的智者的关怀的幽默，也不同于周作人“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的幽默。梁实秋的幽默，是通过将信手拈来的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贯穿于文章的始终来展现。而这些例子又都极富典型性，都机智闪烁，谐趣迭生。因此，在梁实秋的散文中，往往通篇都闪烁着智者的幽默，这更像是一种“闲谈”式的幽默。
比如在说男人脏时，他写道：“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袜子手绢不知随时洗涤，常常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时，再从那一堆污垢存货当中拣选比较干净的去应急。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这段简短的文字就连举了男人的“西裤”、“袜子”、“手绢”、“脚”四样来些男人的“脏”，而且，在写到袜子和手绢时，还又细分了几种类型，可见举例之丰富。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生活，却又十分典型，关键在于，梁实秋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这些典型，并用风趣的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这种近乎是“堆砌”的材料的处理方式，目的就是让读者从中看到众生相，也看到自己和处在自己周围的人们的一种生活常态和心理感受，从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在达到幽默效果的同时，还能使读者进行反思，纠正自己习以为常的错误。此外，可以看出，梁实秋在列举这种日常生活的例子当中，还适当的增添了一点夸张，这就更加强了文章的幽默性，从上面的例子中就可看出。别处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女人体力不济，身子骨弱：“两只脚放在被里一夜也暖不过来，双手捧热水袋，从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还不忍释手。”说下棋慢性的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拱手认输。”说医院旅馆化：“最像旅馆的一点，便是人声嘈杂，四号病人快要咽气，这并不妨碍五号病房客人的高谈阔论，六号病人刚吞下安眠药，这也不能阻止七号病房里扯着嗓子喊黄嫂。”虽然这些距离也极富夸张，但我们不认为它们荒诞，相反，这是为了艺术效果的需要。梁实秋正是使用这种富有夸张又合情合理的具有生活化的代表性的例子来展示幽默。这种幽默在文章中的分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周作人与林语堂所不及的。
（作者:苑星 时间:2008-8-25 17: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