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05 16:12:59
“愤青”的精神变异 -----回忆我的“愤青”岁月
于仲达
两年以前，经常在在某论坛玩耍。一个网友曾在《第一才子于仲达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戏说笔者，文章中调侃到：
仲达少年好学，背负大志，博涉文史，每伫立廊檐，吟咏《离骚》，歌呼呜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残菊之落英” 。 长成颇慕文学，吾国吾民肉身之沉重，灵魂之轻佻，常存乎其心。三十乃成文章。好于真名论坛月旦余杰摩罗诸时贤，以之自矜。间或流连休闲论坛同二三MM共乐乐。
我非什么“才子”，想不到一句玩笑话竟被推举到“才子”的位子上了，网络就是这样有趣。后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博导张荣翼先生，竟然将这写成了散文《笑话是怎样炼成的》，流传于网络。这本是一个笑话，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现在又一次看到这两则文章，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的精神状态，只是那种茫然 、愤激和 高亢已经走远。那时候我的笔下经常出现“集权”、“专制”、“腐败”、“虚伪”、“堕落”、“残酷”、“黑暗”、“下流”、“无耻”、“扼杀”、“罪恶”、“伪善”、“阴暗”、“罪性”和“流氓”等等词汇，还有诸如“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和“缺钙的软体动物”一类的说法；蓦然回首那段“愤青”岁月真有一些恍若隔世，不堪回首，也许真是着了魔道，然而，今日回首反思，实在是因为我中了这两千年“传统”的毒！”“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自己也是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从鲁迅先生的发现中惊醒，发觉到自己与传统文化无法割断的联系。于是，一场精神上的地震发生了。
处在一个激变时代，象许多人一样，刚涉尘世的幼稚而又单纯的我，曾几何时，鲁迅、李敖、余杰和摩罗为我所激赏，一度引以为导师。也常常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悲哀，为官僚*的落后而痛心，为农民的生存处境所焦虑，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而愤怒，为小日本的嚣张而愤概，常常在网上骂娘的行为去聊以自慰，那段日子，血脉贲张，情绪激荡，我常为一种愤激的情绪所裹挟，对于批判对象缺乏深刻的把握，失去精神自控。几年时间过去了，等到愤怒和宣泄的情绪消失以后，我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应该说，我与那种开口就骂的“愤青”还是有所区别的，那样的“愤青”对一切“崇洋媚外”者开骂，无论是“亲美”的，还是“*”的，无论是“亲台”的，还是“亲欧”的，一个字：骂！这种低级的“愤青”乃是纯粹的开骂，骂爹骂娘，骂到“汉奸”不敢露面为止。这是一种严重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其实不过中了这两千年“传统”的毒！中国文化表面宣传什么儒家的是中庸和仁义道德，其实骨子里却是法家的刻毒与凶残。
“愤青”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是现实环境限制，也有“文明古国”的精神痼疾，教育*的熏染，左倾文化酱缸所浸渍的产物，等等。表面上惟我独尊、朕即真理、正气十足，实则奴性十足懦弱自卑。在中国普遍个体意识普遍缺乏，中国的知识人远没有成为个体。近来对愤青的滥用、错用导致“愤青”意义的错误的倒置，不得不为其立文正名。国人本来擅长精微和复杂的思维，可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更由于五十年代以后国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严密整理，还由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鄙弃精神爱好、偏重物质利益的风气愈演愈烈，九十年代国人精神生活越来越粗鄙化了。这种精神粗鄙化的一个严重症状，就是简单机械、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性，在这种思维定势下，糟踏、曲解、肢解利用鲁迅精神资源在所难免，相互伤害、相互攻评在所难免，我们右挑战这种为祸深远的思维定式，从浑浑噩噩的生存方式跳出来进入存在的状态中。由于存在的闭抑和生存处境的恶劣，我的愤激更多是对苦痛现实的一种夸张反映，这种反映从对具体生存处境的不满出发，上升到对民族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精神文化的诸多层面批判，这种批判受一元论和“五四”激进文化的影响，充满了激进的倾向。必须承认，国人受这种不良思维的影响，思想中充斥着“假、恶、斗”的亢奋和残酷，为了个人私利，所有理论和原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扭曲了善恶标准。而今天呢，彻底摆脱这几十年变异文化的毒害，彻底洗清自己，回归一个人应有的先天善良的本性，成了摆在面前迫切的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正在走向开放社会，文化多元已经成了一种共识。在肃杀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敢于批判现实也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这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但是，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批判，用什么方式批判、将自身置于什么样的位置等等，都需要思考。但是，“愤青”一旦被滥用贻害无穷。鲁迅当年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忽略基本的历史事实，盲目地把批判的方向引向弱者，而忘记黑暗的主力是背道而驰的。 要把探求真理保持在一种谦卑里，不要圈地为牢，须知“开口便错”四个字的深奥含义。
这些确实需要思考。我觉得知识人在面对社会丑恶现象时候，不发一言，甚至冷嘲热讽，这样的心灵是可疑的可鄙的，从这点来讲，我对“愤青”是尊敬的，“愤青”是一种精神资源，要引导好，怎样才能利用好这种资源，需要认真思考。要做“愤青”是需要精神底气的，尤其是哲学和历史修养。同时我呼唤真正建立在现实疼痛感基础上的所谓“愤青”，面对不公和非正义，敢于亮剑的姿态，永远值得我敬重。在一个心灵普遍冷漠和粗鄙化的时代，这样的“愤青”太少太少了，这与勇气有关而与才气无关。
从农村学生上不起大学，到城市工人下岗，到美国炮轰我驻南使馆和小日本疯狂叫嚣张，以及我们所置身的*等等，都不是简单的愤怒和*所能解决了的。所以我不再愤怒，因为愤怒无济于事，严重的还会把人变的更加狭隘，仅仅选择做一个“愤青”是悲哀的不够的，它放弃了个人的责任，甚至还不如抽时间来多想想怎怎么做事和挣钱，享受生活，在生活中学习爱并培养爱的能力。在我看来，“愤青”应该是一种朴素，直接，主动，无畏，*，无拘束，发展，运动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理念，成熟的“愤青”应以“愤”为“奋”，转化愤怒为实现理想抱负的力量，换来的是正义感、善恶分明、敢做敢为的实践。“狂人”（鲁迅）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与他不同的是，我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作为一个不愿意放弃思考的， 我从先前的“愤青主义”渐渐转向*主义，最近以来，开始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资源有了浓厚兴趣。从愤激于这个时代人心的冷漠，到反思制度建构的不足，到现在致力于*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调和，再到当前的“反求诸己”和寻求信仰，我仿佛一只在原地打圈的苍蝇。如果说我与从前有什么不同，我把“愤青”看成是一种思想状态和生活理念，我再不关心救赎别人，只进行自身的生命探索和思考，着重关注自身的精神需要。在我看来，拯救了自己的同时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特别到了现在，经历了至尊宝到孙悟空的精神蜕变，我认识到了人作为个体意义上的有限性，决心从个体开始，承担最为一个个体的责任，放弃任何外在虚妄的寻求，实在地融入群体，脚踏坚实的大地，寻找并创造本该属于个体的快乐。
( yuzhongda81@sohu.com 2005-12-17 13:30 安徽界首 )
于仲达
两年以前，经常在在某论坛玩耍。一个网友曾在《第一才子于仲达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戏说笔者，文章中调侃到：
仲达少年好学，背负大志，博涉文史，每伫立廊檐，吟咏《离骚》，歌呼呜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残菊之落英” 。 长成颇慕文学，吾国吾民肉身之沉重，灵魂之轻佻，常存乎其心。三十乃成文章。好于真名论坛月旦余杰摩罗诸时贤，以之自矜。间或流连休闲论坛同二三MM共乐乐。
我非什么“才子”，想不到一句玩笑话竟被推举到“才子”的位子上了，网络就是这样有趣。后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博导张荣翼先生，竟然将这写成了散文《笑话是怎样炼成的》，流传于网络。这本是一个笑话，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现在又一次看到这两则文章，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的精神状态，只是那种茫然 、愤激和 高亢已经走远。那时候我的笔下经常出现“集权”、“专制”、“腐败”、“虚伪”、“堕落”、“残酷”、“黑暗”、“下流”、“无耻”、“扼杀”、“罪恶”、“伪善”、“阴暗”、“罪性”和“流氓”等等词汇，还有诸如“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和“缺钙的软体动物”一类的说法；蓦然回首那段“愤青”岁月真有一些恍若隔世，不堪回首，也许真是着了魔道，然而，今日回首反思，实在是因为我中了这两千年“传统”的毒！”“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自己也是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从鲁迅先生的发现中惊醒，发觉到自己与传统文化无法割断的联系。于是，一场精神上的地震发生了。
处在一个激变时代，象许多人一样，刚涉尘世的幼稚而又单纯的我，曾几何时，鲁迅、李敖、余杰和摩罗为我所激赏，一度引以为导师。也常常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悲哀，为官僚*的落后而痛心，为农民的生存处境所焦虑，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而愤怒，为小日本的嚣张而愤概，常常在网上骂娘的行为去聊以自慰，那段日子，血脉贲张，情绪激荡，我常为一种愤激的情绪所裹挟，对于批判对象缺乏深刻的把握，失去精神自控。几年时间过去了，等到愤怒和宣泄的情绪消失以后，我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应该说，我与那种开口就骂的“愤青”还是有所区别的，那样的“愤青”对一切“崇洋媚外”者开骂，无论是“亲美”的，还是“*”的，无论是“亲台”的，还是“亲欧”的，一个字：骂！这种低级的“愤青”乃是纯粹的开骂，骂爹骂娘，骂到“汉奸”不敢露面为止。这是一种严重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其实不过中了这两千年“传统”的毒！中国文化表面宣传什么儒家的是中庸和仁义道德，其实骨子里却是法家的刻毒与凶残。
“愤青”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是现实环境限制，也有“文明古国”的精神痼疾，教育*的熏染，左倾文化酱缸所浸渍的产物，等等。表面上惟我独尊、朕即真理、正气十足，实则奴性十足懦弱自卑。在中国普遍个体意识普遍缺乏，中国的知识人远没有成为个体。近来对愤青的滥用、错用导致“愤青”意义的错误的倒置，不得不为其立文正名。国人本来擅长精微和复杂的思维，可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更由于五十年代以后国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严密整理，还由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鄙弃精神爱好、偏重物质利益的风气愈演愈烈，九十年代国人精神生活越来越粗鄙化了。这种精神粗鄙化的一个严重症状，就是简单机械、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性，在这种思维定势下，糟踏、曲解、肢解利用鲁迅精神资源在所难免，相互伤害、相互攻评在所难免，我们右挑战这种为祸深远的思维定式，从浑浑噩噩的生存方式跳出来进入存在的状态中。由于存在的闭抑和生存处境的恶劣，我的愤激更多是对苦痛现实的一种夸张反映，这种反映从对具体生存处境的不满出发，上升到对民族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精神文化的诸多层面批判，这种批判受一元论和“五四”激进文化的影响，充满了激进的倾向。必须承认，国人受这种不良思维的影响，思想中充斥着“假、恶、斗”的亢奋和残酷，为了个人私利，所有理论和原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扭曲了善恶标准。而今天呢，彻底摆脱这几十年变异文化的毒害，彻底洗清自己，回归一个人应有的先天善良的本性，成了摆在面前迫切的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正在走向开放社会，文化多元已经成了一种共识。在肃杀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敢于批判现实也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这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但是，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批判，用什么方式批判、将自身置于什么样的位置等等，都需要思考。但是，“愤青”一旦被滥用贻害无穷。鲁迅当年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忽略基本的历史事实，盲目地把批判的方向引向弱者，而忘记黑暗的主力是背道而驰的。 要把探求真理保持在一种谦卑里，不要圈地为牢，须知“开口便错”四个字的深奥含义。
这些确实需要思考。我觉得知识人在面对社会丑恶现象时候，不发一言，甚至冷嘲热讽，这样的心灵是可疑的可鄙的，从这点来讲，我对“愤青”是尊敬的，“愤青”是一种精神资源，要引导好，怎样才能利用好这种资源，需要认真思考。要做“愤青”是需要精神底气的，尤其是哲学和历史修养。同时我呼唤真正建立在现实疼痛感基础上的所谓“愤青”，面对不公和非正义，敢于亮剑的姿态，永远值得我敬重。在一个心灵普遍冷漠和粗鄙化的时代，这样的“愤青”太少太少了，这与勇气有关而与才气无关。
从农村学生上不起大学，到城市工人下岗，到美国炮轰我驻南使馆和小日本疯狂叫嚣张，以及我们所置身的*等等，都不是简单的愤怒和*所能解决了的。所以我不再愤怒，因为愤怒无济于事，严重的还会把人变的更加狭隘，仅仅选择做一个“愤青”是悲哀的不够的，它放弃了个人的责任，甚至还不如抽时间来多想想怎怎么做事和挣钱，享受生活，在生活中学习爱并培养爱的能力。在我看来，“愤青”应该是一种朴素，直接，主动，无畏，*，无拘束，发展，运动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理念，成熟的“愤青”应以“愤”为“奋”，转化愤怒为实现理想抱负的力量，换来的是正义感、善恶分明、敢做敢为的实践。“狂人”（鲁迅）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与他不同的是，我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作为一个不愿意放弃思考的， 我从先前的“愤青主义”渐渐转向*主义，最近以来，开始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资源有了浓厚兴趣。从愤激于这个时代人心的冷漠，到反思制度建构的不足，到现在致力于*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调和，再到当前的“反求诸己”和寻求信仰，我仿佛一只在原地打圈的苍蝇。如果说我与从前有什么不同，我把“愤青”看成是一种思想状态和生活理念，我再不关心救赎别人，只进行自身的生命探索和思考，着重关注自身的精神需要。在我看来，拯救了自己的同时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特别到了现在，经历了至尊宝到孙悟空的精神蜕变，我认识到了人作为个体意义上的有限性，决心从个体开始，承担最为一个个体的责任，放弃任何外在虚妄的寻求，实在地融入群体，脚踏坚实的大地，寻找并创造本该属于个体的快乐。
( yuzhongda81@sohu.com 2005-12-17 13:30 安徽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