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万历十五年》<?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万历十五年，除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灾患之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但是作者却独独选择这一年作为其切入点，以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深刻的思想为我们揭示了明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页，昭示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败的必然。
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些主角的选择又涉及到社会不同的阶层，构成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又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张居正；既写了当权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又写了身为布衣的*派知识分子李贽。而这些人物之间又暗藏着各种矛盾：有万历皇帝同群臣之间的矛盾，有各级官僚之间的矛盾，有保守派与*派的矛盾等等。但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一个矛盾即个人与*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如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在向*屈服；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书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一个大黑暗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1840年而发挥成了极致。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西欧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的建立都在十四世纪，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明代灭亡的十七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就明显落后了。这种衰亡是否已经为两百多年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近代史的屈辱埋下了伏笔？作者对此进行了思考，他在《后序》中提到：“万历十五年公元为１５８７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在哪里呢？作者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正是《万历十五年》不同于别家史著的关键所在。有了如此的思想定位，那些深刻、一语中的地论述不断地从书中流泻而出。如作者在谈及海瑞时就提出“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个当时的弊端；又如在谈及官僚阶层时，又尖锐地提出“官员们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整个帝国无法治理”。诸如此类的论述很多，似乎这又是一本以暴露中国传统弱点为主的著作，但是这种“暴露”的目的是什么？作者自己这样评价：“《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由此可见作者这种“暴露”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借鉴，同时也告诉每一位读者应该如何保全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
下面我想主要谈谈在阅读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三个人物：海瑞、戚继光和李贽。
一、古怪的模范官僚
关于海瑞，我想三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纵然没有忘的一干二净，也差不多封尘已久了。除了刚正不阿，海瑞的俭朴也是名闻遐迩的，“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137页）。尽管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海瑞的节俭如同他的公正无私那样令人确信无疑。海瑞对法律是极其重视的，作者在此问题上，又一次以1587年的口吻给予了公允的评判，“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135页），这点海瑞也不例外，“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同上）。时至今日，正统意识形态对海瑞的褒扬在于他的执法公允和不畏强权，而实际上，按照作者的看法，这也是颇成问题的（见141-144页）。倒不是怀疑海瑞是不是“清官”，而是对海瑞能否做到事事躬问并且决断公允提出了否定意见。确实，有限的财政税入不可能让身兼司法长官的地方行政官员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调查取证，更不要说这些官员是否有这样的精力、耐性和热情了。正如海瑞不可能做到对每天压在公案旁边的数千件禀帖都一一翻看一样，海瑞的知名度也并不是由于是一个出色的司法长官而获得的。
海瑞并不想以节俭而沽名钓誉，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一种公事公办的决心和信心，正是这样，海瑞才会不自觉地对严嵩的支持者进行抗争，使得他在后者倒台之后“声望大增”，升迁已经不可避免。不过，海瑞并没有因此而停步不前，否则，他会很容易被当时的文官集团所接受的，相反，他却首先以正直的胆略、忠臣的精神得罪了他的最大上司——皇上，这个皇帝也就是万历的叔祖爷嘉靖，海瑞把皇帝说成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138页）。怒气冲天的嘉靖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宽宏大量，他只是把海瑞抓进东厂的*里，而并没有批准对海瑞处以死刑。
嘉靖死后，随着新皇帝的登基，忠臣海瑞又一次得到赦免，他的声望也就不可同日而语，同朝大臣没有人敢对海瑞有所非议，自然，海瑞又开始了新的官场生涯。这个“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这个“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140页）的公仆“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能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同上）。正因为如此，负责安排人事的官员费劲脑汁之后才给他一个体面但又不需要负实际责任的职位。
可惜的是，海瑞并不甘于寂寞，他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请求文渊阁和吏部“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同上），在这以后，他当上了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南直隶的巡抚之职。自然，他的名望和以往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得知新上司是海瑞的地方官员离职或者请求他调（141页）。在他担任巡抚一职期间，除了逼迫对他有救命之恩、曾任大学士的徐阶退还侵占过多的土地，他还一如既往地推行他的节俭作风，他的节俭几乎近于吝啬，“除非吏员送上一张缮正的公文，他决不另发一张空白的文书纸”（152页）。
不仅这种节俭的作风与当时大小官员的贪污舞弊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而且，他对土地产权纠纷的不公正处理也使得众多大小地主、高利贷者极力支持京官对海瑞的弹劾。这些参劾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比如说他“志大才疏”，不识大体，这种评价对他的节俭习气和他的身份相比较而言，确实是符合公论的；当然，也有一些内容在今天看来纯粹是属于人身攻击，比如说海瑞的大老婆和一个小老婆在同一天晚上死去，而这又很可能是出于谋杀（见143-144页）。
尽管海瑞声辩他的第三任夫人和他的一个小妾只是死于同一个月，而且一个是病死的，另一个则是自杀，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弹劾奏本呈递给皇上，他只能辞职不干，回到生他养他的海南岛。“而在这天涯海角的琼州，没有小桥流水、荇藻游鱼的诗情画意，收入眼底的是单调一色的棕榈树和汹涌的海涛，吞噬人畜的鳄鱼是水中的霸主。海峡中时有海盗出没，五指山的黎人则和汉人经常仇杀”（156页）。面对这样的环境，海瑞怎能心平气和的生活下去？更何况这个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的刚毅男人却没有一个儿子，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情境中，可以想象海瑞的精神压力该有多大！
虽然1585年他被重新起用为当时陪都南京的右都御史，但在今后的两年内，他的在职只不过引发了大小京官的互相争吵，这种争吵“几乎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由万历亲自做出了裁定才算结束了这场风波。至于万历的最后裁定，我不想全文引述。万历承认海瑞可以“镇雅俗，励颓风”，但“当局任事，恐非所长”。也就是说，这种“节操偏偏成了当局任事的障碍”（160页）。在口头上德行优秀的士人仍然要成为全社会道德的楷模，但就实际情形而言，朝政的运作和文官之间的协调配合却不能采取大公无私、念念不忘天下苍生的做法，而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这在申时行所尊奉的做事原则得到很好的说明，那就是必须首先要与全体文官协调合作，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必须以原则作交易、用来换取最低限度上的团结一致（见52、56页）。只有为数二千余人的京官和为数二万余人的全国官员能够取得某种折衷和调和，那么，秩序的维持才是有可能的。相反，海瑞如此不明事理，他竟然指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狷介之气怎么可能赢得全体文官一致的同情和赞誉？即使像张居正这种位极人臣的干练人物，最终也被互相倾轧的文官弄的身败名裂，他的政绩也被后者所否定，更何况一个没有多少涵养的海瑞？“四书”尽管仍然是科举的标准答案，但技术性的操作却不是如此简单，一个文官阶层，尽管它的存在是国家的最大问题，但毕竟是为解决问题而设置的（53页）。寂寞的海瑞只好在万历十五年死去。
海瑞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有妙法。要再在阴阳之间找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但他的失败比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等人的失败更令人心碎，因为这昭示给我们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败局。
二、孤独的将领
1555年，一股五十到七十人的海盗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如入无人之境，到处杀人越货，一直深入腹地，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他们杀伤的多达四千人，这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奇迹。而此时陪都南京，却有驻军十二万人。
出现这种情况，不用多说，这是*腐败和人心丧失到了不可挽回的结果。这样的局面，要击败倭寇，首先要建立一支不属于*直接掌管的新型军队，否则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在这本书里，黄仁宇先生已经把由于*带来的兵源、补给、士兵待遇、纪律、将领的能动性和部队整体的协同诸方面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不再多说，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支庞大的军队，不过是发炎的脓疮而已。
戚继光的成功，当然离不开他在军事上的造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明朝，恐怕戚继光是获得“政策优惠”最多的一个将领。在戚继光崭露头角之初，他的募兵计划得到了上司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了他“承包”部队的权利，而且，在戚家军的成长壮大过程中，得到了谭纶始终如一的支持。不但如此，后来张居正也是对戚继光爱护有加，比如不能和戚继光好好配合的官员，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调走，尽量为他创造宽松的条件，这在明末的官场中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一般说来，专制*僵化缺乏变通，但像几十海盗就可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严竣的局面，也会逼得*高层想办法。当然，不能不说谭纶和张居正这样的高官还是想做一点实事，还是有点公心。
专制*笼罩的地方就像一潭烂泥，虽然为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但往往做一点利人利己利国的事却毫无腾挪转换的空间。戚继光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情况下，才在*无所不至的束缚下找到了可以施展才能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狭窄如缝隙。
这种戚继光空间不到事情万不得已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是专制*感受不到对它的威胁，即便是对它极好的事情，也不可能抓住机会主动改变*去做。比如，作者认为，俞大猷比戚继光更有军事才能，但他的才能就得不到发挥，一方面，他没有像戚继光那样施展“盘外招”使得重臣如张居正等认为他是“自己人”：另一方面，俞的治倭会改变军队在军备上的配置，这会牵涉到许多人的利益，就绝无实施的可能性。
戚家军的战无不胜，根本上说，是在戚继光空间里颠倒了社会颠倒了的价值，回归正常的结果。正直、勇敢、严谨、坚韧、顽强能得到公正的奖赏而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社会的一块净土。
但是，这种末代的专制王朝，厌恶净土好像是大自然厌恶真空，不把这缝隙式的空间污染，是绝不罢休的。倭寇一灭，张居正一死，戚继光遭清算，就是预料中的事了。
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
李贽被有些人称为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异端，但并不是说他对真理的理解和世人有多么不同，只是他更多地揭露了社会的虚假和丑恶。这和西方的异端，如马丁•路德、伊拉斯谟、布鲁诺这样的异端是不同的。像李贽这种异端，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
中国式的异端，因为自己是“万物兼备于我”的上帝，承担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自然会毫不怀疑自己有论断别人的资格。
比如李贽和耿定向的争论，就很能说明中国式争论的自信。耿定向其实和李贽一样，都在寻找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能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真理。只不过耿定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认为人的伦理和物理、地理的理是不同的，这就被李贽指责为不诚实、言行不一。
当然，类似于李耿之争的争论，完全说成是意气之争也是不恰当的，这些争论看成是对现实的不满也许更符合事实。他们都感受到了“阳为道学，阴为富贵”在社会中的普遍性，为此他们都义愤填膺，而且他们都把和他们意见不合者看成堕落之源。比如耿定向也指责李贽迷误耿家子弟，这使得他们从朋友变成死敌。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只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看成是真理的源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发明本心”，那么，学术发展所需要的宽厚风气就绝对不可能形成。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一定会在追求道德之路上走向他们都想不到的悖谬。
道德的外在表现肯定是约束人行为的规范，但真正的内核是人们对这些规范的神圣和敬畏的心态。这一点上，基督教强调对上帝的信仰先于对道德规范的遵守，无疑更具合理性。人不是上帝，人不能用此岸的经验来明辨是非；只有超验的彼岸光照，才能让人明白道德规范的意义和价值。
道德规范应该因物换星移而改变，只要能体悟到呵护着人类生生不息的价值理念其实是处于超越人的理性的大神秘中，凭借忏悔和祈祷，依靠希望和信仰，更要懂得，没有爱，一切都不算什么，那么，适应时代的道德规范是可以建立起来并且会为有信仰的群体普遍接受。
正是由于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不当伪君子的，一定要当不讳言“打滚”的真小人。
“打滚”这一典故来源于阳明后学颜钧，他在讲学中忽起就地打滚，并且喊道：“试看我良知！”，当然这件事被传为笑谈。但为之作出生动阐释的是李贽，“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颜钧只不过错在“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
这一段公案，说明了什么？在这些引领时代思潮的领军人物对“打滚”的欣赏中，我们很容易发现道德相对化和实用化，道德规范固然没有了神圣和美好，而且也体现了对重建道德的悲观情绪。也许，道德滑坡对西方有完善法制的国家并非致命，但对传统中国以道德代法制的国家则如同患上了不治之症。这使得想让社会良性运作的一切努力都成了白费工夫，这使得人们对生活无所适从，这使得对人生除了万千感叹就是感叹万千。
作者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作者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作者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作者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总之，我们应该从文化和制度的关系上进行思考，找到一个契机，使炎黄子孙不再遍地打滚，成为自尊自信、自强不息、平等待人、富有爱心和有独立人格的一代新人。
参考文献：
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 1997.
②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收入《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 1997.
③ 黄仁宇.〈自序〉.收入《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 1997.
④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⑤ 余英时.〈序〉.收入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1.